朱德全 等 | 成渝经济圈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空间逻辑

2021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其中“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更是对职业教育适应区域发展的重点要求。2021年10月发布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强调“成渝地区牢固树立一体化发展理念……统筹职业教育布局和专业设置。”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明确指出：“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习近平, 2022-10-25），强调了职业教育高质量高水平发展以服务区域建设。当前成渝经济圈区域建设与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越发呈现出相辅相成的态势。一方面，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圈建设的重要推动力，在人才培养（黄小洪 等, 2021）、产业经济（罗哲 等, 2014）、科技创新（龙开元 等, 2021）、生态保护（西南财经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课题组 等, 2021）等社会议题中占据独特地位；另一方面，经济圈的建设也加快了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进程，经济圈为职业教育提供丰富多元的实践场所，推动区域内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江颖 等, 2021），同时结合区域乡土人情与学生“为家乡建设添砖加瓦”的朴素职业情怀进而培养有职业精神的现代职业人（王学 & 刘艳, 2021）。由此可见，发展区域特色职业教育，将职业教育同区域发展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是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责任与战略愿景（朱德全, 2021）。

不少研究都探讨了成渝经济圈建设过程中职业教育的价值功能，但鲜有研究站在区域全局空间视角厘清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区域空间发展的深层价值耦合关系。“空间”一词意义深远，内涵广泛，经过长期发展，空间理论不断丰富，空间的社会性日益凸显。社会科学实际上是以空间观念为基础的（华勒斯坦, 1997, p. 28）。马克思认为，空间既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09, p. 875.）。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存在着三种形态：空间的实践（可以被感知的具体空间）、空间的表征（通过概念与意识形态构成的精神空间）和表征的空间（个体生活于斯、解放于斯的实践空间）（列斐伏尔, 2021, p. 10.）。成渝经济圈的建设首先建立在城市群的空间逻辑之上，表现为城市群的空间规划所体现的区域空间特征与引发的空间效应（张衔春 等, 2021）。成渝经济圈具有悠久的历史背景与差异化的地域特色，体现了独有的空间特征，同时在经济圈建设实践活动中发挥各子系统的空间效应，而教育现象和活动是一种客观存在，需要空间进行容纳和盛载（田晓伟, 2014）。基于此，从职业教育与区域空间的关系来看，一方面，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依托于成渝经济圈的具体空间，其学校布局是成渝经济圈空间规划的空间映照，体现区域空间特征；另一方面，“空间背后，隐含着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福柯, 1997, p. 27.），职业教育受到较大政府行政权力制约，承担着培养产业人才的教育责任，占据着重要的精神空间。可见，区域职业教育呈现出受区域空间特征的决定作用与自身高质量发展对区域建设的能动影响的双重空间逻辑。进而职业教育内含的权力关系主体与知识传递场所的精神空间价值与区域空间规划与空间效应的具体空间环境相互作用就体现为区域与教育共同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空间统一。基于此，本文旨在讨论职业教育与区域的具体空间特征适应性如何、其在区域空间中如何发挥其精神空间属性、如何在实践空间中促进二者的统一发展，为今后成渝经济圈职业教育办学乃至其他新兴区域如北部湾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区域职教发展提供参考。

成渝经济圈具有长久的发展历史，自古以来就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既是国家的战略大后方，又承担着西部发展支点的重任。从整体来看，成渝地区处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板块”，主要表现为区域内部经济关系多、内部产业效益为主要发展动力、自身经济成果主要满足区域内需求，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交流不多，是典型的“主受益板块”，空间溢出效应不显（潘文卿, 2012）。成渝两地职业教育均存在入口生源不理想、出口就业不充分、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同构、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不到位、服务社会功能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等突出问题（南海, 2021）。从空间视角看，可以归因于区域内职业教育在区域内“点”（核心双城空间）、“线”（城市圈交流空间）、“面”（广大乡村空间）型空间中的空间特征与区域社会发展的空间特征不相匹配，使得成渝经济圈职业教育的发展协同度、政府推动力、学校行动力等方面缺乏总体谋划和支撑体系。

（一）专业结构不在场：成渝经济圈职业教育在点型空间中的空间特征

重庆市成为直辖市之前，成都、重庆在历史上分别担任省会核心与副核心的城市角色，也形成了成渝地区特有的双城空间特征。在2020年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Study Group and Network, GaWC）发布的《世界城市名册》最新排名中，成都和重庆分别位列第59名和第96名，双城是区域内资本、文化、信息和技术的集散点，并且随着经济圈建设不断深入，双城对周边城市的经济、文化辐射效应也在不断增强。因此，成渝经济圈社会网络呈明显的集聚态势（曹炜威 等, 2016），即成渝双城是区域中占据着主要发展地位的“关键点”，在区域整体空间结构中呈现为“点型”的空间形态。坚持“唱好‘双城记’”的发展方针，明确成都、重庆在经济圈中发挥核心城市作用，抓好区域发展关键点，加强双核心城市对整体区域的带动作用是成渝经济圈建设的首要空间逻辑。

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来看，当前职业教育在双城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专业结构的不在场，即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与双城主要产业结构的匹配度较低。成都与重庆两座大型城市承担了经济圈内主要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生产，且区域内绝大多数现代高科技产业集中在双城的中心地区，但相关研究表明，成渝经济圈中区域内中等职业学校与第三产业相关的专业开设越来越多，而第二产业相关专业受到挤压，且面临着区域产业转型浪潮带来的相关专业设置失衡的问题（林克松 & 胡瑶, 2022）。成都、重庆均是西南地区老牌工业城市，但近年来双城不断打造旅游名片，发展互联网科技产业，两座城市孵化出大量的第三产业企业与相应岗位，使得区域内的职业教育院校在产业结构变动中削弱了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人才培养力度，尤其是两大核心城市内的职业院校专业脱实向虚的问题更加明显。长此以往，专业结构不在场的空间特征将更加明显，对成渝经济圈建设与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产生损害。

（二）联动机制不在场：成渝经济圈内职业教育在线型空间中的空间特征

研究表明，成渝经济圈中城市网络联系呈不断加强的趋势，涪陵、万州、永川、泸州、宜宾、乐山、绵阳和南充8个区域中心城市之间以及它们与双城之间的协作、互补和共建共享关系越发紧密。2013年至2019年成渝经济圈行政信息从只有成都—重庆一条信息流，逐步发展成为以成都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布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网络，其中涉及的城市数量和范围均增加，表明城市之间的交流和联系更加频繁（蔡雅西 等, 2022）。城市交流过程是经济圈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区域整体空间结构中呈现为“线型”的空间形态。经济圈建设要不断推动城市沟通，让城市交流从成渝双城间的“线”不断拓展为各城市间的“网”，形成区域发展合力。

当前，职业教育并未完全参与到城市群互动中，在线型空间中表现为联动机制不在场。成渝地区的一体化建设合作机制还处于发展期，各城市之间不同产业以及职业教育的协作尚不密切。一方面，成都、重庆两大城市之间的职业教育协同不足。当前，双城之间的职业教育在专业链、产业链上的沟通交流不足，面临着两地产业各自相对独立发展所带来的产业相似系数偏高、产业结构趋同度加剧的问题，双城职业教育高地尚未形成优势互补的格局，反而显得各占山头。双城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战略目标、主体以及各主体责任和义务尚未划分清楚，职业教育办学资源（校区、资金和师资等）流动不足，研究型大学、应用型高校和职业院校之间的协同不足，以及职业教育课程建设相互沟通不足等问题，是当前双城职业教育协同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另一方面，在经济圈内的其他城市之间以及它们与双城之间的职业教育合作仍面临不小的困难。研究表明，当前四川省内职业教育地域分布不均衡，成都市高职院校占49.3%，中职院校占15%（刘进 等, 2021），可见经济圈内在职业教育协同体系建设过程中，职业教育政策执行与办学活动仍较多地受到城市间行政区划阻隔，职业教育资源更多地向核心城市涌入，并未建成依托市场进行区域内教育要素流动沟通的职业教育联动机制。

（三）融合行动不在场：成渝经济圈内职业教育在面型空间中的空间特征

成渝经济圈的城乡融合发展不断深化。成渝地区乡村振兴发展的定位是，作为中国长江流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全国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建设先行区和示范区（陈光, 2020）。成渝经济圈整体区域呈现“大城市加大农村”的城乡层次叠加状态，与其他城市群、经济圈相比，成渝经济圈面临着更复杂的城乡一体化、融合化发展形势。广大乡村空间在区域空间中呈现为“面型”的空间形态，城乡融合发展是区域空间保持整体状态的重要一环。未来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城市化进程稳步推进的双重助力下，成渝经济圈内关于协调城乡关系，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等目标无疑会进一步深化。

从区域城乡融合发展的面型空间角度来看，职业教育表现为融合行动不在场。成渝经济圈呈现大城市、大乡村分布态势，将职业教育的空间效应扩大到整个空间中的“面”，即广大的乡村空间，是区域内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意，也是区域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相关研究指出，西部地区乡村往往表征为敏感性脆弱型，需要职业教育推动加强城乡融合，优化乡村三大空间功能以促进其乡村振兴（朱德全 等, 2021）。而在实践层面，成渝经济圈内的职业教育城乡融合化发展并不明显，作为城乡职业教育融合主要空间的县域职业教育存在明显的空间屏障，县域内乡村空间的职业教育改革追逐“工具性”价值，成为政治权力空间体系中的“绩效任务”和“仕途工具”（刘远杰, 2021）。研究表明，农民认为接受职业培训不方便和培训内容不切实际的分别占58%和29.8%（郭智奇, 2011）。可见，引领各县域乡村产业振兴的职业教育改革措施尚未落到实处。城乡职业教育之间的融合发展也尚未起步，区域农村职业教育表现为城市职业教育的附庸，未能产生职业教育系统内部的融合力进而推动其他系统的融合。从整体来看，成渝经济圈内职业教育在乡村空间的不在场呈现与区域内长期存在的“中部塌陷”空间特征相对应，因此，从区域整体面型空间视角观照职业教育的空间呈现，其空间不在场的特征更加明显。

职业教育拥有促进区域社会发展的教育价值，并且由于其具有横跨“职业域”“技术域”“教育域”“社会域”的跨界属性（朱成晨, 2020），且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变化着的范畴，其内涵会随着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而不断丰富（张涛 2020）。成渝经济圈是牵涉到区域社会整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领域，以双城带动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多维度的系统性空间，深刻影响着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可见，成渝经济圈建设与区域内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二者共存于一种耦合状态之中，一方面成渝经济圈依据区域整体物理空间基础不断丰富区域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内涵，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带来的精神空间变革推动成渝经济圈的建设过程，二者在实践空间中功能契合、价值耦合，最终实现功能与价值的和谐统一。

（一）提效促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双城城市化的价值耦合

“核心—外围”理论指出，区域发展是从“变革中心”即核心区出发，并逐步扩散到具有低一些潜在相互作用的地区，核心区的创新过程是促进相关空间系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李仁贵, 2005）。城市化是地区经济产业结构的转换过程（王成韦, 2019）。双城城市化进程实际上也是区域空间集聚效应的现实呈现，双城产业仍将经历一段时期的集聚状态以实现产业转型与升级。产业转型与升级的两大动力来源于产业效益的提高以及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产业转型的阵痛将促使政府与企业更加关注职业教育，并扩大对职业教育资金、师资、实习基地以及就业协议等方面的投入。同时也将促使社会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注，提升职业教育社会影响力与文化认同，为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

在高质量发展视域下，职业教育不仅要以规模扩大的发展模式推动城市化进程，更要满足现阶段成渝双城经历的工业、服务业产业转型与升级过程所需求的效益更高、创新能力更强的人力资源供给，因此需依托双城物理空间建构稳定的“变革中心”。一方面，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落到产业实处的发展，以提升人力资源的效益值为重。人才培养的效益提升关键点在于职业教育的“教育链”与双城“产业链”深度融合。要以双城产业转型方向为专业调整方向，以产业升级需求为专业发展目标，通过扩大招生规模与调整专业培养方案双向入手，对双城人力资源进行更深化、更多维、更长期的培养，使职业教育能更精准服务双城产业发展需求，进而推动双城城市化发展。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表征为创新能力的发展。成渝双城当前推出多项鼓励创新实践活动的政策，强调职业教育的创新价值。作为与生产一线联系最紧密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的学生在实习工作过程中对专业产业线有整体把握，对产业链的创新发展有独特理解，更能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进行创新活动。通过中高职贯通式办学以及职业院校与研究型高校、高精尖企业合作等途径，形成“产学研用”一体的“变革中心”，以更贴近产业转型的创新活动为主要推动力助推双城产业升级。

（二）联通协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区域城市协同发展的价值耦合

“协同”概念最早来自物理学，赫尔曼·哈肯认为“几乎所有开放系统，在一定条件下都有可能产生协同效应”（哈肯, 1988, pp. 19-20）。这种协同效应能够使各子系统之间互相产生积极影响，产生超越原各自功能总和的效果。尽管当前区域内各城市间的教育协作事项也在稳步推进（钟昆明 & 李伟, 2020），但区域内的职业教育协同合作机制与实践相比基础教育仍显落后与不足。伴随着经济圈的建设，经济圈内城市之间的协同合作也将逐步扩大，城市间职业教育的交流与协同活动也将随之逐步从单一的教学经验交流拓展到产业联动、人才流动、合作办学等方面，能更有效提高职业教育子系统之间的办学水平与协同效应。

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应切合区域产业布局，丰富区域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让职业教育子系统之间的开放与协同适度走在区域城市子系统协同合作发展的前面，发挥职业教育在产业与人才双维度上的联通流动作用，助推各城市加深在经济与人才上的协同合作是职业教育联通区域空间关系的空间协同价值所在。第一，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是遍及产业的发展。职业教育之间的联通协同关系能通过对教育资源的空间统筹、布局和配置，充分结合各城市的优势条件，与产业形成良性互动，挖掘各城市产业发展与合作潜力。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通过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产教融合路径建设，以产业地图绘制职业教育地图，形成各城市之间的产业与职业教育协作、互补和共建共享关系，进而实现职业教育协作沟通城市间的产业协作。第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培养人才层次与类型的多样性。近年来，经济圈内各城市之间在人才培养领域形成了较为默契的合作关系，但当前区域内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层次与类型上仍有许多冲突。基于此，通过统筹经济圈内职业教育布局和专业设置扩大招生规模，打造一批深耕各城市的职业教育基地等方式（谭绍华 等, 2021），推进职业教育人才链和教育链与成渝经济圈城市间形成的产业链、技术链和经济链的深度融合，形成人才流动推动城市交流的新格局。

（三）城乡融合：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区域乡村振兴的价值耦合

新时代的城乡融合发展经历着空间视角的生产批判分析与城乡关系新的发展进程实际的双重作用产生的重构过程（王芳 & 贾秀飞, 2021）。当前，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取向基本上仍以“城市中心”为主（曾阳, 2019），农村职业教育的内生性动力缺失严重。成渝经济圈的城乡融合发展将遵循双中心并存且各中心具有不同优势的功能定位，使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之间实现资本、市场、信息和技术等要素的良性流动，促使城乡职业教育开放融合，拓展融合方式，使城市职业学校充分带动农村职业学校，农村职业教育更好地扎根乡土大地，城乡职业教育实现统筹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的逻辑生长点在于农村职业教育（朱成晨 等, 2019）。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应依托区域整体空间结构，从双城“点”到城市群“线”的空间效益出发，逐步彰显对乡村“面”的价值，最终实现城乡职业教育融合式发展推动区域乡村振兴。首先，以点带面，用城市职业教育带动农村职业教育。城市职业教育占据区域职业教育优势空间位，要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城乡职业教育的合作就要从以往的上下指挥关系转变为双边互动关系，使城乡资源更合理配置，使空间优势资源更为活跃地流动于乡村大地之中。通过职业教育这一城乡交流桥头堡，让职业教育深化政府、社区、企业和第三方组织的合作，充分发挥社会服务功能，通过“以教促智”“以智促富”“以富促教”的共进式良性循环，有效地推动成渝经济圈内的城乡融合发展。其次，以线链面，加强城市群交流以拓宽农村人才输出路径。农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链与县域产业链的不匹配，究其原因是各城市间的产业链重复较多，流动性差，通过经济圈内城市职业教育交流联动梳理各城市的产业链，使区域整体产业链面向所有城乡职业院校，缓解区域乡村产业“用工难”、学校“就业难”的问题，让农村职业教育毕业生更深入地参与区域整体生产活动，进而带动区域要素流动。最后，扎根乡土，抓住农村职业教育自身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点。提升农村职业教育的“造血”能力，使城市职业教育的带动工作不至于沦为单纯的“输血”工作。区域农村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掘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特色，提升农村职业教育的招生吸引力和技术指导力。通过“点”“线”对“面”的输入输出活动，培养农村产业发展所需人才，使农村更充分地依靠利用自身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增强乡村产业内生力，以服务区域乡村振兴。

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是不断发展的时代命题，其与成渝经济圈发展在空间价值上的耦合也指明了二者在实践中的路向。在实践层面，要充分发挥空间集聚、空间辐射和空间带动效应，使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融入双城产业集群体系建设，构建区域城市交流机制，服务城乡融合发展，使校企物理空间的临近向产教精神空间的靠拢，最终实现“产学研用”实践空间的统一，促进成渝经济圈的高质量发展。

（一）发挥空间集聚效应，加强双城职业教育专业集群建设以推动双城产业集群发展

迈克尔·波特将具有相互联系的企业及其相关机构（如大学、智囊团、职业培训机构、行业协会等），在某一特定地理区域上的聚集体定义为“产业集群”，产业集聚对生产力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陈涛 等, 2020）。成渝双城存在产业集群体系建设的背景以及产业集群进一步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但相对其他发达区域缺乏相应的职业教育供给，使得双城空间集聚效应并未完全发挥。

职业教育专业集群理论与实践脱胎于产业集群理论，专业集群式发展是职业教育融入区域发展，对接区域产业链的必经之路（赵昕 等, 2013）。要从职业教育专业集群建设入手，充分发挥经济圈空间集聚效应，加强双城职业教育的专业集群结构与双城产业集群的关联度，使专业集群适配并适当领先产业集群，通过人才培养吸引产业投资落地，进而推动双城产业集群发展。一是加强职业教育专业集群在空间上的聚集度。以往的建设主要集中在以龙头企业为主，建设校企结合产业区，减少产教融合物理空间成本，却忽视了职业教育在精神空间与实践空间的缺位问题。因此，在职业教育专业集群建设过程中，要充分结合双城原有的产业链基础，引导职业教育参与区域产业链生产过程，实现专业群和产业群的接轨；深化当前企业与职业院校的互动机制，形成“产业——行业——专业”互动链条并打造产业与职教相结合的“特色鲜明，业内领先”的专业品牌。通过多方联动、多方对接形成多元办学格局，让职业教育真正融入区域建设的精神、实践空间之中。二是加强职业教育专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创新既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生长点，也是区域产业集群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此要制定职业教育高层次人才和团队的引入与培养计划，形成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创新全流程创新产业链条，夯实职业教育育人基础。同时，职业教育应联合双城高等教育资源，一方面通过设立联合科研项目，进行创新活动架构分工，让职业教育项目发挥“产业——专业”的桥梁作用，加快科技成果向社会生产转化；另一方面吸收先进经验，加快职业教育高等化发展进程，强化职教科研能力，使职业教育满足区域创新发展的质量需求。

（二）发挥空间辐射效应，构建区域职业院校联动机制以赋能经济圈城市协同发展

空间辐射概念来自于物理学，描述了物质原子获得入时粒子传递的能量而离开原有位置的现象。由于使原子挣脱周围其他原子的束缚而运动起来需要一定的能量（移位能），因此辐射效应与入射粒子的种类和能量有关（李世清 & 鄢和平, 1995）。在人文社科领域，许多学者也将空间中的某种生产要素流动，从集聚态流动到别处的社会性效应类比为空间辐射效应。从城市群子系统视角出发，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为双城的资本、人口、技术、服务等要素辐射赋能，进而促进发挥整体空间的辐射效应，促进经济圈城市间协同发展。

要使成渝经济圈内各城市之间的要素流转能量充足，应加强职业教育系统中各院校之间的联动，需要在实践层面上加大各子系统的开放力度，尤其是职业教育的开放度，以提升职业教育在辐射效应中的赋能效益。一是调整区域内职业院校管理体制，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专门机构对职业院校进行联合管理。单靠地方政府或形成教育联盟来推行教育改革存在很大阻力（蒋华林, 2020），而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变化明确指向双城的产业结构未来发展，加之职业教育存在长期受地方政府行政管辖的历史基础，更需要在联动发展中纳入省级政府的顶层规划。因此，为使职业教育院校联动更有力带动区域城市协同发展，就要破除以我为主的思维定式，淡化职业院校合作的行政色彩，以服务区域整体协同发展为出发点，以区域职业教育联动发展为着眼点，川渝政府牵头促进为发力点，制定战略规划促进区域职业院校的联动管理。二是建设区域职业教育项目合作模式，为区域职业教育联动发展找到“利益共生点”和“合作融合点”（郝天聪, 2019）。各院校间通过组建职教联盟，设置合作备忘录，让各职业院校在合作过程中拥有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对合作成果有公平的利益分配权。政府通过规划产业典型项目驱动职教联盟的合作交流，激发各院校交流活力。例如有学者提议，配合正在建设重庆市永川区职业教育基地项目，在川渝毗邻地区建设四川省职业教育高地与其遥相呼应（王天雨, 2022）。在项目基础上，各城市院校结合产业链关系与项目分工同步规划职业教育布局来消减良性竞争过程中的资源损耗，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逐步磨合，发挥各职业院校联动潜力，带动区域城市人才、资源、技术等要素的流通。三是完善区域职业教育层次分布，使职业院校之间贯通、衔接，实现中高职协调发展和共同发力。通过建立管理制度，面对各城市的产业人才需求，有针对性地调整中高职办学布局、招生规模、课程内容、师资力量等教育要素；通过搭建合作机制，实行“以院带校”模式，让区域内已经具有品牌效应的高职院校跨城市带动中职院校，以此促成城市间的职教资源双向流通。同时，加快“1+X”证书制度在区域内试点落实进度，促进职业院校办学的就业取向与升学取向有机统合，丰富职业院校联动结构，提升学生专业复合能力以使其适应更多岗位，进而更广泛地参与各城市产业链。

（三）发挥空间带动效应，完善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布局以服务经济圈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是解决成渝经济圈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城乡发展失衡现状的必经之路，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至关重要。有学者认为，解决城乡二元对立问题，要以适度城市化为基本方向，发挥大城市的辐射作用，推动农村工业化、农民市民化，促进城乡产业结构协调和劳动力的自由转移（刘璇 & 李梁栋, 2022）。基于此，区域内的城乡融合发展仍将着眼于城市对乡村发展的带动效应，通过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以点带面”“以线链面”的带动价值，助力乡村空间内生发展。

基于此，更应发挥职业教育城乡统筹发展在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起到的引入农业技术、提升农民素质、帮扶农村企业的带动作用。首先，整合职业教育对乡村的社会服务路径。当前职业教育对乡村的服务不足使得需要对其着手统筹规划，因此要树立大职教观，将专项培训、在职培训、继续教育等相关技术培训活动切实纳入职业教育系统，建设“城校企”共同参与的一体化乡村职业培训中心，使职业教育在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上实现功能互补。将职业培训作为乡村社会服务的一部分，让城乡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深入乡村，更充分地调动与融合城乡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源，以满足成渝经济圈乡村发展对人力、技术与资金的需求。其次，加强职业教育与农户、企业的市场信息交流。依托市场配置城乡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发挥职业教育城乡统筹发展中推动城乡产品与人力市场资源配置的价值。加强培训中心和职业院校向农户提供技术指导与信息帮扶，根据市场信息系统性调整乡村农业发展方向与产品结构，并通过预先联系各企业收购、加工、售卖农产品，形成特色产业链。相应地，在统筹发展推动乡村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农户为职业教育提供实践教学场地，企业为职业教育提供就业岗位与市场信息，三者间发挥良性协同效应。最后，提升城乡职业教育在经费、师资、场地等资源的利用效率。城市职业院校拥有较丰富的经费、师资等资源，农村职业院校在土地成本上具有一定优势，因此，要通过对区域职业教育在办学资源上的整体统筹规划，让城乡优势互补，并实现城乡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与充分利用。具体来看，一是要加大政府政策帮扶，通过运用政府行政手段提高对职业院校尤其是农村职业技术学校的资金和技术投入；二是要落实“双师型”教师培养与引入方案，让城乡职业教育师资交流更加顺畅；三是创新城乡共同办学方案，依托职业培训中心联合办学，助推城乡职业教育的整体性发展。

Dequan Zhu and Zhuolin Tan

Abstract: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shows a dual spatial logic, that is,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dynamic impact on regional construction.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region presents an absent state in the “point, line and plane” spatial structure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overall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ion, making it difficult to form a joint force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conomic circle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spatial valu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n terms of improving efficiency and promoting innovation in the “point-shaped space”, connecting and synergizing in the “linear space”, and integrating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surface-shaped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actice spac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boos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society can be finally realized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cluster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 in two cities in order to exert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effect; through the linkage mechanism of vocational colleges in empower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ities in order to exert the spatial radiation effect; through the overall layout of urban and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serv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order to play a space-driven effect.

Keywords: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patial logic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2022年重大项目培育类课题“职业教育质量治理测度模型与评价现代化路径研究”（课题编号：2022-06-004-BZPK0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