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大光：本土化是一个国家教育体系的价值追求，它是一个国家教育发展的基调；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教育体系的价值追求，也可以说现代化包括了本土化。但是，如果现代化缺乏本国的文化和传统，也就缺少了生命力。看一下当今的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其背后没有本土化的根基吗？没有本土化的底蕴吗？美国与欧洲的高等教育是同样的模式吗？像我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教育现代化,必须体现自己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本土化与现代化存在着两种逻辑关系。一是发展逻辑。本土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类似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从历史演进来看，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二者有先后之分。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系列值观和行为模式的集合，文明则是人类社会在文化基础上的发展。从演进关系来看，文化与文明、本土化与现代化都呈现出一种递进的关系，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基础，而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类似地，教育本土化是对外来教育模式的改造，而现代化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在这种关系中，文明和现代化都是在文化和本土化基础上实现的高级形态。同时，文化和本土化都具有地域性和国家性，以及包容性和创新性。这些相同之处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揭示了文化与文明、本土化和现代化之间的紧密关联和相互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高等教育现代化有一个永恒的话题：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制度的相互适应。而在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本土化也是调试传统文化与现代高等教育相适应的重要方式。

二是实践逻辑。本土化的实践逻辑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早发内生型”国家，一类是针对“后发外生型”国家。对于“早发内生型”国家而言，其高等教育模式是“原生”的，不依赖外来的模式。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实践是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对自身高等教育系统进行优化和升级。如推进学科专业调整、课程设置更新、教学方法创新、教师培训改进等方面变革，旨在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以应对日益复杂和多变的社会需求。通过本土化，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能够不断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变化，走向现代化，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而对于“后发外生型”国家而言，其高等教育模式在创立初期往往是“舶来品”，没有条件进行改造和创新，其发展过程始终存在着外来教育模式与本国教育传统的冲突，只有度过了这个“阵痛期”，在“舶来”的教育体系中融入本国的价值观、传统文化，才能构建具有本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

总之，无论是“早发内生型”国家还是“后发外生型”国家，其高等教育的本土化实践都是将以往的教育模式与国家发展需求相结合，区别在于：“早发内生型”国家的本土化是对原有高等教育系统的自我升级，“后发外生型”国家的本土化是对“舶来”的高等教育模式和经验进行改造。

邬大光：我认为，直到今天我国高等教育还没有完成本土化转型，只能说具备了从本土化向“中国式现代化”转型的意识和基础。当下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对人才自主培养、科技创新等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压力与挑战，都与本土化问题紧密相关。

中国百年高等教育不断进行对本土化的探索，但扎根中国的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念盛行，但在实践中一直存在着“何者为先”“何者为重”的分歧，由此出现了“在中国的大学”并非“中国的大学”的现象。抗战时期，中国大学进行了大规模迁徙，使得其本土化探索无法持续。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电大、夜大、职大、函大等高等教育形式都是本土化的尝试，遗憾的是，在我国走上现代化“富裕之路”的过程中，这些“困难时期”的本土化尝试陆续地被放弃了，同时丢失的还有本土化意识。正是在这种本土化意识不坚定的影响下，我国高等教育没有实现真正的本土化。

本土化是具有“国家文化性”的，是一个国家本土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要满足本国社会的发展需求和特点。本土化体现了一个国家对自身文化和历史的尊重和继承，对自身国情的清醒认知以及对未来的规划和引领。只有充分认识到本土国情、基于本土问题构建本土模式，才能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本土化”与“中国式”在价值基点上是高度契合的，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导向和行动指南。

邬大光：怎么衡量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实现程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也是难以回答的。二战之后，一些国际组织定期发布教育指标体系，那时的指标主要是从规模来考虑。现在，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问题基本解决，如今发布的一些教育现代化标准，正在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公平”“教育技术”等维度探索。在这些领域，我国就显得滞后了。例如，整个教育领域正面临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挑战，而我国在应对这些挑战时似乎存在着准备不充分的情况。在未来教育现代化的标准中，教育信息化应该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因此，当我们对未来的教育技术没有一个科学的、理性的判断时，标准就失去了意义。当然，这对我国来说，也是一个机遇。

需要强调的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现代化，绝不是一个抽象的、外在于这个国家国情和历史之外的教育理想，也不应该是一套单一的、游离于本国政治、经济、历史与文化等现实要素之外的评价标准。我国高等教育的许多深层次问题，都与本土化相关，都与我国的文化相关；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不完全是制度问题。今天，只有深入地理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文化情境”，回答好我们的高等教育“从哪里来”“今天是什么样子”以及“为什么会是今天的样子”，才能更好地指引我们“明天要去哪儿、怎么去”，这才是真正的“本土化”。

邬大光：当然有。比如欧洲高等教育现代化就秉承了对自身实现变革与超越的原则，而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路径，就是基于本土国情，通过运用市场与计划的手段，着力平衡高等教育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的改革不谓不多，看似改了很多，但是和经济社会需求相差很远，对国家战略发展、中美贸易摩擦等大国博弈的贡献相对有限。今天出现的许多“卡脖子”问题，都与此相关。解决这些问题，按照怀进鹏部长的说法就是要“跳出教育看教育”，要基于社会和经济需求办教育，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高等教育治理中的作用。这也是我提出重新认识本土化与现代化、计划与市场、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理论起点。

邬大光：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依然需要借鉴各国经验，让外来的理论、制度、形态等在我国的土壤上经过改造，为我所用。在此基础上，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需要结合自身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以自主创新为基础，探索具有时代色彩、本国特色的制度和理论。

高等教育现代化一定是本土创新的过程。过去四十年，我们学习西方的做法还少吗？为什么效果不是十分明显，这就是改造得不够。对此，必须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总结。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表达了我们希望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的愿景。“中国式大学”不仅是“中国的大学”，更是“世界的大学”。我们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在坚持中国高等教育的独立性和自主发展的基础上，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求，迈向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