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开放共享教师教育资源。教科文组织搭建了开放教育资源平台，提供可供他人免费获取、利用、改编和分享的学习、教学和研究材料，作为为各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发展教师数字素养的补充资源。首先，教科文组织在门户网站和数字图书馆发布了数字素养相关的图书、报告、框架、课程、项目和会议等信息，各个国家和地区能够便捷地获取信息并参与交流。其次，教科文组织持续发布促进教育信息化战略和教师数字素养发展的相关文件。这些文件既有与教育信息化战略相关的《开放教育资源建议书》《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等前瞻性较强的文件，也有与教师数字素养直接相关的《教师教育指南：使用开放和远程学习》《教育中的互联网：为教育工作者提供的支持材料》《确保COVID-19期间有效的远程学习：教师指南》等材料，用于规范和发展教师数字素养。

二是开发运用教师发展框架。教科文组织开发和更新了教师数字素养相关标准和框架，帮助国家进行框架制定、实施和评估等，并将框架作为工具应用于国家或机构的教师教育行动。教科文组织根据实践应用和反馈意见，修订、发展并发布了2016年的第三版《教师信息与通信技术能力框架》。框架具有知识获取、知识深化和知识创造三个层次梯度，兼顾基础性和差异性，在教师培养、培训和评估中发挥优势。框架在指导国家和地区建立教师数字素养相关框架的过程中，秉持一贯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指导了乌干达等国家建立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框架。

三是组织实施教师培训实践。教科文组织通过组织或协助开发教师培训课程、推行教师培训项目等，为资源不足的国家提供培训保障。教科文组织主导的教师培训项目倡导预先评估目标国家或地区整体发展状况与教育系统需求，再规划行动。而且在与相关机构和人员的合作过程中，注重确保当地教育系统发挥主体意识。教科文组织为培训条件不佳的国家提供专家、技术或资金的保障，帮助教师应对信息技术时代的挑战。如与津巴布韦中小学教育部合作，为津巴布韦提供“开放式、远程和在线学习快速教师培训项目”。

首先，建设教师数字素养开放资源，助力教师教学数字化转型。我国中小学（含教学点）联网率达100%，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设施条件正在不断改善，有利于优质教育资源的分享、师生数字素养的提升。我国需要持续建设教师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优化“平台+教育”模式，整合各级各类教师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和支持系统，完善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同时，应当持续开发并整合在线教师教育资源，促进多种途径的数字资源开放共享。通过完善教师数字教育资源开发利用机制和教师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国家和各省、市教师数字教育资源多级分布、互联互通，提升教师数字教育资源服务供给能力。如2022年3月开始运行的“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将免费资源的有效使用纳入各级教师培训，是我国最新的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重要举措。

其次，开发教师数字素养分层框架，服务教师教育实践。我国在借鉴教科文组织框架的同时，需要不断更新符合我国教育发展国情的标准和框架，服务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加强对“运用信息技术获得回报”的数字鸿沟的关注。我国制定、应用并更新教师信息技术相关框架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工具。2018年以来，教育部启动实施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进一步推动构建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监测评价体系。2022年11月30日，我国开始推行《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提出了教师数字素养框架。我国需要持续研制、发布、更新和实施优质教师数字素养相关标准框架，在教师培养和培训中运用框架指标体系评估并持续推进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

最后，实施教师数字素养培养和培训项目，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教师数字素养发展是长期的过程，涉及职前和职后两个阶段。师范生培养应以课程学习和教学实践训练为中心，将数字技术类课程纳入课程和实践。在教师培训中，应关注不同教育层次教师群体的需求，按照不同教师的能力水平制订适合不同类型教师的数字素养提升方案，设计切实可行的教师培训方案。我国在发展本国教师数字素养的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到教科文组织的行动中，为全球教育治理、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教师教育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作者：王楠楠系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博士生，孔令帅系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