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勇　郑莉｜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的大学使命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系统性地整合教育、科技、人才，将三者进行统筹部署，既是提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的现实需求，也是保障国家安全，建成中国式现代化强国的关键，具有深刻的战略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是培养战略科技人才的重要基地，是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重要主力军，是解决国家经济重大科技问题、实现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的生力军，对提升国家竞争力，尤其是科技竞争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022年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离不开高校战略科技力量的参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讲话中指出，“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发挥基础研究深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

　　一、问题的提出

　　“战略力量”一词最早见于国家安全和军事领域的相关论述中，被认为是对国家安危和军事成败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力量。随着科学技术在国家发展和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对国家安全与发展和国际竞争起决定性作用的科技力量被统称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国家按照其战略目标，集中资源进行建设和发展的重点。有学者指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以满足国家战略需求为定位，由国家支持、主要从事一般科研主体无意或无法开展的高投入、高风险、大团队、长周期的科技创新活动的科研力量，是国家科研机构、高校、企业（包括高科技民企）等优势力量的集合与协同”。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战略科技力量应是体现国家意志，服务国家需求，以国家战略为指导，以实现国家目标和国家任务为目的而部署和组织的一种系统性的，以高校为主体的科技力量。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中高校的使命定位，使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成为高校行动的自觉方向，加强高校基础科学研究力度、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的原始创新进程、强化高校在战略科技人才自主培养中的主要作用，进而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支撑作用，既是时代命题，亦是现实所需，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对于教育、科技、人才重要性的一种最新认识。

　　纵观近千年来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高等教育的发展繁荣与国家的发展繁荣具有密切的关联。国家的强盛起源于其大学的强盛，一国首先发展成为世界大学的中心，然后发展成为世界的科技中心，最终才能发展成为世界的强国。如果说第一次科技革命催生了英国的繁荣，第二次科技革命推动了德国的崛起，第三次科技革命铸就了美国的强大，不能忽略的是大学在其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引领性作用。正如克拉克·克尔所言，“大学的无形产品——知识——可以是我们文化中唯一最强大的因素，它影响各种职业，甚至社会阶级、地区和国家的兴衰”。从现实来看，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亟需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而这正是大学的使命和能力所在。高校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对实现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满足党和国家事业对高等教育的期望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一，高校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支撑实现新发展格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战略科技力量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的必须选择。当前，我国正处于重要的战略窗口期，如何抓住发展机遇，实现从追赶者到引领者的角色转变至关重要，而“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应对许多全球性挑战的有力武器，也是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必须深刻认识到新发展阶段高校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的时代命题与实践逻辑，充分发挥高校在科技创新方面的独特优势，实现大学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等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跃迁。

　　第二，高校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支撑科技自立自强战略，加快完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实践“四个面向”，对提升国际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意义重大。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大国间竞争日趋白热化，国际国内环境正经历深刻变革，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拓展深化。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战略科技力量的重构对于破解碎片化、无组织、低水平创新的困境具有突出作用。

　　第三，高校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支撑高质量发展战略，通过高等教育的先导性发展，提高高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培养能力，对带动实现国家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大学是科学家的聚集地，人才培养是首要职能，是当之无愧的人才中心。提升战略科技人才培养的质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的需要，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加快构建高质量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形成强有力的高校战略科技力量，对将我国建设成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满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推进国家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二、高校战略科技力量形成与发展

　　20世纪以来，大学伴随着技术革新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职能、使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职能进一步清晰，与经济产业的联系愈加紧密，已经成为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主体。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早在1945年递交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中为二战后美国研究与发展（R&D）系统制定了“蓝图”，其中着重突出了大学在向市场提出源源不断的新思想方面的作用。他认为这是保持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技术优势的主要手段。正是在布什报告的指引下，二战后美国出台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联邦政府对研发的资金支持大幅增加并持续致力于促进科技进步，其中大学在基础研究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结合国家实验室等其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帮助美国在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领域对其他国家拥有了碾压式的优势，从而支撑了美国保持其世界霸主地位。

　　从我国高校科技发展史来看，我国高校长期服务于国家战略科技领域，在举国科研体制条件下曾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高校逐渐从外延式规模扩张向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转变，教育、科技、经济三者结合更加紧密，已经成为承担基础研究、重大科研任务的重要主体，创新能力有质的飞跃，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关键技术支撑方面均有突破，但是我国高校仍明显存在着功能紊乱、结构失衡、力量分散、能力不足等问题，呈现出自娱性、同质化、跟班式、指标化、碎片化等症状，导致高校整体上难以发挥其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中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经典力学认为，力对物体的作用效果取决于力的大小、方向与作用点，此性质称为力的三要素。由此来观照我国的高校战略科技力量，可进一步将其中的问题解析为力量的方向、力量的大小、力量的作用点三个方面。首先，在力量的方向上，高校还未能精准对接国家战略。受排名式的大学及学科评价的导向，大学普遍追逐SCI论文数量、ESI排名等显性指标，在满足国家战略需求、解决关键领域卡脖子问题方面能力有限。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2022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在高水平国际期刊发表的论文总数以及热点论文总数方面，我国都已经占据全球第一的位置，而高被引论文数则已经排名世界第二，但与此同时，制约我国发展的芯片、光刻机、计算机服务系统、高端材料设备等研发问题都尚未有关键性突破。其次，在力量的大小上，高校之间缺乏合作协同，呈现出分散式的力量分布特征，从而导致高校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中贡献不足，尚不能有效助力实现国家的科技自立自强。当下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目标或支撑探索的大科学问题需要有组织地开展，但是当前我国高校层次的科研合作仍“以学者自发形成的合作为主，合作的方式多是简单的机械分工，合作所研究的问题也大多局限于一般性复杂问题”。此外，尽管“十年来，高校获得了全部1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中的10项，全部技术发明奖中72%的奖项，并获得了两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但是科技成果如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仍然是高校明显的短板。从路透社2018年发布的全球最具创新力的100所大学排名看，我国仅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以及复旦大学5所大学入选，且仅有清华大学进入前50名，位列第44位，与美、法、德、英4国相距甚远。该排名集中聚焦大学的专利及其与产业的合作和对产业的影响力，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我国大学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能力不足。此外，从软科《2022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结果来看，我国大学获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奖的教师折合数上至今尚未能实现零的突破，以及根据科睿唯安发布的《2022年全球高被引学者》名单，我国1169名学者入选（其中75.4%来自大学），尽管增速明显，但仍仅为美国的42%，共同反映了我国大学在基础研究领域战略科技人才培养上还任重道远。最后，在力量的作用点上，突出体现在缺乏对高校创新资源的整体布局，面向重大需求、分工协作的科技创新体系仍未形成，存在资源配置重复、不合理，战略目标的碎片化管理，各自为营而又一拥而上等现象。长期以来我国都把“小科学”作为主要资助的研究模式。以科技投入为例，“大科学”占基础研究经费的比例仅为5%左右，其中用于大科学装置建设的年均经费大约30亿，仅为美国的1/10，而为“小科学”研究建设的平台型装置则占50%以上。尽管“小科学模式”也取得了像“屠呦呦发现青蒿素”这样的重大成果，但整体来说，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从高校来看，当前高校的科研组织模式基本是一种“分散自治的离散构型”，采用小团队的方式自由研究，呈现出典型的小科学特征，组织资源投入在研究者个人的研究方向或研究兴趣上。

　　如何破解当前我国高校战略科技整体力量薄弱的困境，有必要进一步剖析高校战略科技力量形成和发展的机理，进而对我国高校战略科技力量进行重构。首先，从力的构成要素出发，明确何为高校战略科技力量作用发挥的方向是首要之务，即要清晰高校战略科技力量的“力量之矢”。从高等教育哲学“政治论”的角度，高校服务国家战略是高等教育特定的一种价值取向，特别是当前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服务国家战略的紧密度来衡量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高校战略科技力量建设要紧密围绕“国家战略”这一核心，形成对接国家战略的使命自觉，内部基层学术组织紧密对焦国家战略，建构国家战略与高校战略科技力量的敏捷传导机制。其次，“人才、组织、制度”三大维度关系高校战略科技力量的大小。其中，战略科技人才是高校战略科技力量的“力量之源”，包括“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在高校战略科技力量的形成与发展中，仍然需要进一步发挥人才济济的优势，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科学地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特别是在引育战略科学家与青年战略科技人才两端下功夫，形成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建设的谱系；集聚人才的学术组织是高校战略科技力量的“力量之基”，包括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创新团队、跨学科组织等，高校在组织维度上可以通过充分协同学科与已有的高校战略科技力量平台，打造创新高地，通过切实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充分动员分散的创新力量，进行创新一体化组织，特别是要处理好“营地与阵地”的关系，在学科范围内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同时基于特定的研究任务，能灵活敏捷地集合不同学科研究力量，形成科技攻关不同营地；而先进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则是高校战略科技力量的“力量之重”，保障人才力量及平台力量的有效集聚。在制度维度上要致力于整合与优化高校战略科技力量，发挥宏观、中观制度的作用，推动形成攻坚克难的合力，以高校战略科技力量的建设，牵引高质量高等教育的系统制度优化。最后，高校战略科技力量形成和发展要落脚到各个微观的作用点上。根据结构功能主义观点，要实现“人才济济、组织有序、制度引领”的高校战略科技力量的功能，需要从力量结构上进行系统性建设。依循AGIL理论提出的社会系统及其子系统维持良性运行与发展所应具备的功能框架，从“适应”角度，高校战略科技力量需要“组织集聚力”，即在起步阶段，需要保障高校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的基础设施、经费投入与资源集聚，这可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保证高校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的平稳开展；从“目标达成”角度，高校战略科技力量需要“使命驱动力”，即围绕国家战略从事使命导向的知识生产与成果产出，特别是要根据国家战略形成旗帜鲜明的办学定位，体现战略性与特殊性；从“整合”角度，高校战略科技力量需要“平台支撑力”与“政策保障力”，要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协同学校与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科技领军企业等创新主体，整合现有科研平台，同时在平台运行上进行持续政策支持；从“潜在的模式维持”角度，高校战略科技力量建设需要“文化持久力”，即通过文化的力量实现高校战略科技力量的持续增长。

　　由此，我们得到了高校战略科技力量形成与发展的“一核（一个力的方向）-三维（三种力的大小）-五力（五大力的作用点）”的分析框架，（见图1）这也是高校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应遵循的框架。根据这一框架，高校战略科技力量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以“国家战略”为核心实现使命传导，以战略科技人才为根本，以学科组织为基础，在特定制度安排下形成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战略科技力量体系，要通过使命驱动、组织集聚、平台支撑、制度保障、文化持久五种力量的整合、形成和发展，使大学在战略科技人才自主培养、基础性科学研究、高技术领域原始创新、新兴技术成果转移转化四个领域实现国家战略和国家意志，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中真正发挥源头性、支撑性和引领性三大作用。

　　三、高校战略科技力量重构的实践路径

　　在“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从宏观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全面重构高校战略科技力量，形成“战略牵引、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充满活力、反应敏捷”的高校战略科技力量，对提升我国国家战略科技竞争力，实现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具有关键意义。在具体实践中，政府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高校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的两大主体，需要围绕国家战略，依循高校战略科技力量形成与发展的规律，从宏观——政府层面、中观——高等教育系统层面、微观——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三个层面，通过政策供给、制度安排、组织变革、资源投入、平台搭建以及战略性科技人才培养，提升高校战略科技力量，实现其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中源头性、支撑性和引领性功能。

　　从政府层面看，政府作为高校战略科技力量的建设主体之一，其面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从政策层面强化高校对国家科技战略与重大需求的响应，从顶层设计、资源配置、考核评价等层面着手，将国家战略意志有效传导到高等教育系统。以“四个面向”的总体要求为指南，使高校知识生产更为强调“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推动知识发现-知识传递-知识应用的全链条式变革。

　　在高等教育系统层面，要引导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找准自身的分工定位。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应更多地呈现多样性，只有不同高校在目标定位和发展战略上有多元的选择，不同高校在创新内容、创新方法和创新机制等创新体系上才会呈现合作协同的状态。因此，要强化高校战略定位意识，促进学科交叉、会聚与融合，加强跨学科集成攻关能力，进行相应的资源投入与整合。

　　具体到大学层面，大学内部系统则应致力于充分激发学科和学者的活力，形成合力分工与有效协同机制，将国家战略需求传导到基层学术组织，在系统层面实现战略科技人才的自主培育与开发，从而实现高校战略科技力量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中不可替代的独特使命。其中，构建基于学校战略的学术任务牵引机制方面需重点围绕目标组建团队，优化整体师资结构，改革成果评价机制，落实破“五唯”的总体导向，引导高校学术任务的选择从整体上的粗放自发走向集约自觉，使得高校全面实现向战略中心型组织的转型；而战略人才培育开发机制构建则需要明晰战略科技人才的成长机理，了解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人才的差异化需求，实现外部扶持手段与人才阶段性需求的高效耦合，在此基础上依托学术界的同行评议制度，对人才的学术产出与学术潜力进行评估，在“学术锦标赛”中不断实现对人才的再遴选再开发。

　　在此基础上，为保障高校战略科技力量作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目标的中坚力量的形成和强化及其独特作用的发挥，还需要从国家整体的高度对原有的制度安排进行系统优化和重组完善，因时因势制定有效政策，实现政府政策的有效供给，促使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基于“四个面向”进行积极的战略转型和战术转变。首先，有必要健全高校战略科技力量的决策咨询制度，组建成立跨部门的高校战略科技力量顾问委员会，主要对高校战略科技力量的方向、大小和作用点等问题提供政策建议，与此同时，牵头设计打造高校战略科技力量的建制化和体系化布局方案，引导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对国家战略需求做出敏捷反应，明确不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高校战略科技力量打造中的任务。其次，成果评价制度有待优化，要以贡献和团队为导向，加快构建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分类评价体系。要使评价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真正从国家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和民生需要出发，评价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和“卡脖子”问题等方面是否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并发挥了独特的价值，从而使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四个面向”中实现大学功能的真正回归。再次，进一步放松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经费预算的管理，扩大各种经费的统筹使用权，根据打造战略科技力量的需要，允许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总预算额度内自主调整和使用经费，并增加经费在校内使用和对外支出上的灵活性，使大学能自主进行经费统筹安排，以积极响应国家战略的需求，持续推进基础研究和学术创新，联合校内外力量进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培养高质量的战略科技人才。最后，探索人才管理制度优化，以培养和使用两大关键环节为抓手，建立健全战略科技人才的培养体系和使用机制，并通过实施各类人才计划、组织“揭榜挂帅”项目以及制订其他专门人才政策，在资源投入配置过程中贯彻体现国家意志与需要，引导强化拔尖科技人才的“四个面向”意识。

　　综上所述，高校战略科技力量重构是一项系统化的工程。要立足于高校战略科技力量之源、之基、之重等核心构成要素构建四大机制：将国家意志有效传递给高校战略科技力量的国家传导机制；面向国家战略的高校间进行合理定位与分工以形成整体战略科技力量的高校分层分类定位机制；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学科与其他组织协同的学科会聚协同机制；改革战略科技人才培养模式，增强战略科技人才自主培育能力的战略人才培育开发机制，并积极构建、完善相关的配套支撑机制和体系。最终，在新型举国体制下建设“战略牵引、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充满活力、反应敏捷”的高校战略科技力量。

【宣勇，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郑莉，浙江工业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