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利用技术-组织-环境理论（TOE）框架，探索影响我国30个省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复杂因果机制，挖掘激发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溯因逻辑及其形成的前因组合。对比分析组态差异，高科技成果转化有4条驱动路径，分别是技术与环境协同的知识转化能力型、技术与环境协同的人才创新能力型、技术与环境协同的知识转化能力与人才创新能力联合型、财政供给能力与环境双轮驱动型。其中，政府有效引导、社会公众参与机制和区域规模化创新环境，增强了不同驱动路径之间类型化的连接机会。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要以增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化能力和体制应变能力为主线，搭建更适应有组织科研的技术载体、制度体系和战略环境，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整体效能。
关键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TOE框架；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高校是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也是提升区域创新水平的重要主体。2014年6月，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2016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旨在激发创新主体积极性，构建支撑服务体系，完善创新要素配置。2022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正式实施，全面升级国家科技治理体系。同期，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加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主体协同创新，建立协同组织、系统集成的高端研发平台，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根据《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数据，我国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仅为3.9%，与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48.1%和科研单位发明专利产业化率13.3%相比，差距甚远。信息不对称、供需两端不通，长期制约高校与行业领军企业的深度融合。
根据技术创新理论，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从研发端技术创新产生到中间端技术创新扩散直至应用端技术创新转移。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是指高校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塑造更高质量和更高层次的知识成果，创造更广泛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总的来说，现有研究集中在发展现状、影响机制和优化措施三个方面。从发展现状来看，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构和人才队伍专业化建设不断强化，政府带头调整专利资助奖励政策，推动专利申请前评估制度落地，着重发挥产权激励和评价导向作用。从影响机制来看，以国家重大投资的科研项目为牵引，政产学协同体系多要素交流，形成了长周期、全流程的科技循环体系，政府财政支持和外部公众需求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我国高校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面临科技资源配置市场化水平不高，科技成果和公众需求融合不充分等问题。从优化措施来看，部分学者提出发挥政府基金的带动和引导作用，推动金融资本早期介入并形成合力共谋发展；运用科普引导社会公众正确认识和使用创新成果；在科技成果市场化应用领域，政府应搭建区域产业和社会公众主动参与的“桥梁”。已有研究虽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意义和政策背景，或者这一模式的运行机制来探讨，但多是文献研究和计量方法为主的规范性探讨，基于数据分析的实证研究尚有不足。同时，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是不同利益相关群体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仅是高校科技人员单一努力的结果，单从高校组织本身来研究不足以综合评价，需要对多因素进行因果分析。
1990年，Tornatzky等根据技术接受模型和创新扩散理论成果，总结出一种适用于多因素技术应用情境的TOE（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分析框架，它将影响组织技术应用的因素划分为技术、组织和环境三类。TOE框架作为考察创新技术应用情境的中观理论框架，为研究各类组织对技术采纳和创新扩散提供了分析框架。近年来，诸多学者基于TOE框架对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机制进行研究，已广泛应用到不同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因素、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评价与优化路径等相关方面。本研究基于TOE框架来阐述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具有很好的解释力和适配性。
技术因素是指支撑和服务高校开展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基础设施。研究表明，科研技术和相关基础设施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技术支撑，也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结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以研发端的科研活动为基础，受到中间端技术基础设施条件约束，以及应用端成果扩散和技术转移平台的影响。这些因素的充足配置有效降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资源门槛、拓展空间和技术局限性以及成果范围；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成果转化的供给成本，提升服务供给效率。
组织因素是指支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组织协调能力，包含知识转化能力、财政供给能力和人才创新能力。知识转化能力是影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因素，具有高知识转化能力的高校可以迅速围绕重大项目，开展成果应用的战略布局和成果运用实施等工作。相关研究表明，政府财政大力支持是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条件，包括基础设施、技术指导、专业型人才培养等都需要大量财政投入。人才创新能力既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国家战略需求，又是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方式和实施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途径。
环境因素是指影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外部情境，包括产学合作紧密程度和公众需求方面，具有不确定性、开放性、强互动性和无边界性等特征。相关研究表明，产学合作紧密程度是影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因素，产学联系紧密的高校拥有更为成熟技术成果，较好的技术基础设施和成果转化平台，与区域产业发展的适配性更强。同时，公众需求直接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水平产生影响，不同区域公众对科技成果转化需求强度的不同也导致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能的差异性。
综上所述，TOE框架分别从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层面6个前因条件描述了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见图1）当然，上述层面并非孤立，而是相互依赖、联动匹配地发挥作用。本研究基于组态视角，实证分析上述因素如何相互耦合，挖掘影响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水平的溯因逻辑及复杂机理。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组态视角是Ragin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该方法借助必要与充分因果逻辑，以组态方式探察前因条件间的复杂作用关系对结果的影响，是一种案例导向研究。区别于传统实证分析，该方法从定量与定性结合研究出发，致力于协助研究者获取结果产生与否的可能组合形态，而非局限于单个前因与结果间简单对称的线性关系。这些特点（并发性、互补性、非对称性）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复杂性密切相连，能较好展示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层面的前因变量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组态影响和复杂因果关系，以及程度变化或者部分隶属问题，因此适用于本研究。
（二）样本数据
为保证研究对象类型的一致性，本研究选取30个省份的2053所高校为研究对象。（见图2）同时，结合数据可得性和前因变量、结果发挥作用的时间效应，本研究选取2021年的《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数据进行衡量。此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火炬统计年鉴》《中国科普统计年鉴》也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前因变量提供了相关支撑。
（三）变量测量
1. 结果变量测量。本研究运用专利成果当年实际收入（千元）和技术转让当年实际收入（千元）来衡量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就明确指出，高校要提升高价值专利转化行动。借助专利许可收入与技术转让收入来衡量高校科技创新产出，不仅能够直观地反映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现状，也能够通过量化的模型，观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影响因素。
2. 条件变量测量。
技术基础设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以科研活动为基础，通常用R&D项目数作为科研活动的表征来衡量技术支撑力度，这是国际上用于衡量国家、区域在科技创新努力程度方面的重要指标。高校是开展研发活动的重要单位，学校基础设施对各省市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结果有重要影响，因此选取教学和仪器设备资产、数字技术设施、信息基础等。
财政供给能力。政府对于高校的资助力度必然影响高校科研创新效率，政府财政资金拨入越多代表政府支持力度越大，因此，选择政府资金拨入费用占总科技经费拨入费用的比例反映财政供给能力。
人才创新能力。科技成果的研发过程复杂，这需要科研人员具有更高水平的专业技能。科研人员规模越大，表明高校人员的知识和专业技能储备越丰富，越利于知识创新和技术开发，也有利于引进、吸收和利用其他的前沿知识、技术，提高研发效率。因此，人才创新能力多从高校科研活动人数、在读研究生数量等方面进行。
产学联系。当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约束，多主体之间更倾向于寻求外部资源，在共生环境下达到资源配置最优效率。为此，高校会尽可能获取与企业合作沟通机会，即增强产学研联系，其中企事业单位委托资金占总拨入资金的比值作为衡量产学联系的重要表征。
公众需求。科学知识的普及将社会公众同创新活动紧密联系到一起，结合当前研究成果，利用科技馆、科研机构、大学的参观人数以及科普（技）活动参加人数衡量公众需求。
（四）变量校准
在fsQCA中，校准是指将案例的各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赋予特定条件集合隶属度的过程，只有将原始案例数据校准为集合隶属分数后，才能进一步进行必要性与充分性的子集关系分析。选取分位数为75%，50%，25%作为校准锚点，分别对应完全隶属阈值、交叉点、完全不隶属阈值。如表1所示。
三、实证分析
（一）条件变量的必要条件分析
必要条件是指当特定结果出现时某个总是存在的条件。在QCA分析中，考量必要条件的关键指标是一致性水平（consistency），如果一致性水平高于0.9，说明这一条件是导致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反之则不是必要条件。通过fsQCA 3.0软件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高水平和非高水平的必要条件进行分析，高校科技成果任一要素条件的一致性水平均低于0.9，覆盖度均小于1，高校科技成果的必要条件不存在，如表2所示。因此，有必要对影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多重因素，即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层面6个要素的协同驱动机制进行研究。
（二）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在必要条件分析基础上，本研究将前因条件纳入fsQCA进行分析，进一步探索产生高校（高/非高）科技成果转化水平的组态。杜运周等指出，案例共属同一结果的一致性应高于可接受的经验临界值0.85或0.8。
由表3可知，产生高/非高科技成果转化的组态各有4种，8种路径一致性水平均高于0.85，总体一致性与解的一致性也均高于0.9，是对应结果的充分条件。高/非高科技成果转化组态解的覆盖度依次为0.684和0.689，这意味着两种结果分别解释了约68.4%的高科技成果转化原因和68.9%的非高科技成果转化原因。其中，4条产生高科技成果转化组态，总体解的一致性高于0.80，说明4条组态都可以是高科技成果转化的充分性条件组态。根据Furnari等和杜运周等关于组态命名的建议，组态命名需要兼顾整体性和独特性，把组态H1命名为技术与环境协同的知识转化能力型，H2命名为技术与环境协同的人才创新能力型，组态H3命名为技术与环境协同的知识转化能力与人才创新能力联合型，组态H4命名为财政供给能力与环境双轮驱动型。
H1技术与环境协同的知识转化能力型。在H1组态中，技术层面的技术基础设施、组织层面知识转化能力与环境层面产学联系、公众需求都是作为核心条件存在，弥补了组织层面作为核心条件缺失的财政供给能力。这说明，高校即使缺乏公共财政和资金支持，但只要所处的产学联系紧密，与外部公共需求相匹配，加上自身技术基础设施完善与知识转化能力优势，就可以实现高水平的科技成果转化。究其原因，技术基础设施作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底层资源，为高校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基础空间支持；高产学联系和公众需求的外部环境有助于激发高校与市场主体的价值创新，促进了成果转化的长久发展。在技术与环境协同的条件下，组织层面的知识转化能力通过对科技成果进行服务、推动和保护，加速了科技成果全流程管理机制，促进高校实现了高水平的成果转化。组态H1对应的地区包括四川、陕西。在四川，该地区积极统筹科研、知识产权、国资、人事、成果转移转化和图书馆等有关机构，优化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管理、科技成果转化相融合的统筹协调机制。在陕西，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为破解专业化机构和技术人才缺失问题，积极培育技术经理人，为科研项目导入政府、政策、融资等转化全流程资源，促进了更多科研成果“走下书架”。由此，完备的技术基础设施、完善的知识应用转化能力，以及区域内部良好的产学联系和公众环境，为上述地区创造出更高水平的科技成果打下基础。
H2技术与环境协同的人才创新能力型。在组态H2中，技术层面的技术基础设施、组织层面的人才创新能力和环境层面的产学联系、公众需求都作为核心条件存在，弥补了组织层面作为边缘条件缺失的财政供给能力。这说明，处于高水平产学联系和公众环境，在具有完备的技术基础设施、优质的人才创新能力条件下，可实现高水平科技成果转化。这是因为高效的产学联系和公众需求对接能够带来更迅速的知识迭代和升级，这是重要的“场景化”环境。在技术和环境的协同作用下，高水平的人才创新能力推动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组态H2对应典型地区包括北京、江苏。在北京，该地区的教学与科研人员、研究与发展人员始终保持较大规模。2021年，北京47所高校拥有教学与科研人员78516人、研究与发展人员43872人，其规模总量高达122388人，分别是当年河南140所高校教学与科研人员 66630人的1.17倍、研究与发展人员13441的3.26倍，以及总和80041人的1.53倍。在江苏，政府通过科普传播等，不断激发社会公众对科技成果的浓厚兴趣。2021年，江苏R&D成果应用及科技服务人员达到10344人，居全国首位。通过政府积极引导科研人员对接市场需求，并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支持，极大提升了上述地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水平。
H3技术与环境协同的知识转化能力与人才创新能力联合型。组态H3与组态H2的核心条件相似，不同之处是知识转化能力在组态H3中是边缘条件。这说明，不论财政供给能力如何，高校在高水平的技术基础设施和高水平的区域环境中，在高水平的知识转化能力和人才创新能力作用下，都可实现高水平科技成果转化。这是因为，技术基础设施为成果转化提供了物质支撑，组织层面知识转化能力表明高校具有完整的科技成果研发能力、选择应用能力，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创新能力为科技创新实践打下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位于产学联系紧密和公众需求强烈的环境中，高校会受到政府鼓励、市场需求和公众要求的共同驱动。2020年，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联合发布《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要求高校全面改进专利创造质量、运用效益、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其主要目的就是提升知识转化能力和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组态H3对应地区包括上海、广东。上海利用较为充足的科研人员条件，鼓励高校搭建各类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中心，帮助科研人员进行专利申请和管理，扫除阻碍成果转化的产权不清和利益分配等顽瘴痼疾。广东通过“权益让渡”转化模式，赋能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逐步打破高校科技成果“内部循环”局限。
H4财政供给能力与环境双轮驱动型。组态H4说明财政供给能力与产学联系、公众需求作为核心条件，即使技术基础设施、知识转化能力、人才创新能力缺乏，高校依然可以实现高水平科技成果转化。高的财政供给能力说明高校能有效利用和吸引政府资金，充分发挥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等财政性引导投入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知识转化能力和人才创新能力的不足。紧密的产学联系和公众对科技成果的强烈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高校自身技术基础设施缺乏问题，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源头支撑。同时，产业和公众等高校以外的利益群体，也可能成为创新主体，反过来促进高校的科技创新。组态H4对应地区为天津。天津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技术创新引导专项等财政的杠杆作用，利用“赛马制”“悬赏制”任务管理方式，引导高校加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投入，造就了一批国家高新区、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和国家大学科技园，推动了科普教育基地、科研基础设施、大型科研仪器、科技数据文献等向社会开放共享。从这点看，充分发挥政府财政资金有效引导的组织优势，增强产业集群、学术能力和社会公众主动参与和持续嵌入关系网络，从源头上改善科技供给和市场需求。
本研究同样对高校非高科技成果转化数据进行了组态分析，发现4条组态方式。在组态N1中，虽然人才创新能力作为核心条件，但技术基础设施和财政供给能力作为核心条件缺失，知识转化能力作为边缘条件缺失。这部分高校由于自身技术基础设施较为薄弱，无法对市场需求进行及时分析和选择；即使拥有人才创新能力较强，但知识转化能力的不足导致高校无法有效利用产学联系和公众需求进一步实现成果转化。在N2组态中，这部分高校具有高水平的产学联系和公众环境，但由于欠缺技术基础设施和知识转化能力，高校很难将成果转化付诸实际场景，只靠科研人员“纸上谈兵”很难实现高水平科技成果转化。在组态N3中，财政供给能力作为核心条件，但人才创新能力和产学联系、公众需求作为核心条件缺失，以及技术基础设施与知识转化能力作为边缘条件缺失。这部分高校虽然能迅速吸收和利用政府资金支持，然而“独木难支”，技术基础设施、知识转化能力、人才创新能力和外部环境的缺失，导致财政资金也无法发挥激励和引导作用。在组态N4中，尽管技术基础设施与知识转化能力作为边缘条件，但因为高校自身人才创新能力有限，且与区域内部产业和公众联系较少，也无法实现高水平的科技成果转化。
（三）稳健性检验
为尽可能保持对分析结果解释力度的稳定，即分析结果能否保持一致，关键在于稳健性检验后数据是否发生变化。本研究以提升一致性阈值水平为依据来进行稳健性检验。本研究将一致性阈值提升到0.85，发现组态结果未发生变化，说明组态对结果变量的解释具有一定合理性。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TOE为理论框架，利用fsQCA方法对30个省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案例进行条件组态分析，揭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内在机理。结论如下。
1. 通过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必要条件分析发现，各个条件的一致性水平均低于0.9，说明没有单一条件是解释高校高科技成果转化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触发高校高科技成果转化需要技术、组织和环境综合作用。
2. 高水平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受到多重条件影响，即技术与环境协同的知识转化能力型（H1）、技术与环境协同的人才创新能力型（H2），技术与环境协同的知识转化能力与人才创新能力联合型（H3）、财政供给能力与环境双轮驱动型（H4），每种组态均由多个前因变量组成，不同前因变量组合都可实现高水平的高校科技成果，即“殊途同归”。
3. 存在4条非高水平的高校科技成果组态。组态N1人才创新能力高，技术基础设施、知识转化能力和财政供给能力不足；组态N2人才创新能力和产学联系、公众需求较高，技术基础设施和财政供给能力不足；组态N3财政供给能力高，然而其余条件均是匮乏；组态N4的技术基础设施、知识转化能力和财政供给能力高，但其余条件不足。
4. 政府有效引导、社会公众参与机制和区域规模化创新环境，增强了不同驱动路径之间类型化的连接机会，展现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组态的因果非对称关系。
（二）实践启示
1. 加强有组织科研，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化能力和体制应变能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提升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要素之间简单的聚合关系并不能促使高绩效产生，要素之间只有满足充分且必要的资源依赖关系时，才能真正发生耦合效应。这需要，加强有组织科研，不断优化重大任务决策、科研组织管理、人才活力激发和资源配置环境的体制机制改革，推动高校科技力量布局、资源配置、人员体系化、协同化，持续探索跨部门、跨学科、跨军民的资源整合方式，彰显我国高校在全备的学科建制、巨大的人才体量、充足的产学应用、有效的组织领导等方面的集成化优势，确保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产生与使用并重，加大科技成果供给从顶层和源头更加贴近地区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目标。
2. 根植区域特色，塑造高校创新策源地核心地位。我国各区域教育发展水平以及各区域高校分布并不均衡，不能搞“一刀切”。在高校资源和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要搭建符合区域禀赋优势和资源条件的要素组合系统，共同构建适合本区域的驱动路径，提升“场效应”。比如，对处于高产学联系和公众环境的高校，若拥有完善的技术基础设施和人才创新能力，可通过技术与环境协同的人才创新能力型实现高水平科技成果转化；若高校的技术基础设施与人才创新能力不足，为打破“闭门造车”，高校可加大与区域内部和城市群之间的合作机制，完善一体化的区域科技服务和技术交易体系，打造兼具区域特色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不断强化公共财政吸收与利用能力。
3. 激发动力，充分把握外部环境资源。研究发现，持续稳定的产学联系和公众参与环境，能有效促进高水平科技成果转化路径的结构性形成，增强不同路径之间类型化的连接机会。经由公众参与机制的驱动，个体的微观参与行为激发了区域规模化的技术创新，加强了政府、产业集群和高校更主动发展资源互补、分工协作、协同联动的组织能力，从而产出更能满足社会需求的高质量科技成果，形成需求与供给良性循环。因此，加强产学联系和公众对科技成果的参与，搭建规律化的嵌入关系，优化连接形式和组合形态，减少结构性障碍和制度性约束。特别是，伴随工业5.0、技术变革加速和新知识生产模式到来，要进一步重视产业集群和公众需求等内生动力，夯实政府、高校、企业与产业行业和社会公众等力量的联动匹配，制定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组合拳”。
【尤莉，河南科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高政，通讯作者，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育行政教研部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