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一定是也只能是人才。这里所说的“人才”不是普通的人才，而是高层次的世界级人才，那些在本研究领域、本行业具有战略眼光的高端领军人才。何谓高层次世界级人才？最简单的例子就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钱学森、郭永怀、钱三强等为代表的一批杰出人才，他们创造了“两弹一星”的奇迹。如果没有这些高端人才，那么无法想象中国在尖端技术乃至国家安全方面将会蒙受多大的损失！可见，高层次人才可以极大地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

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自己培养；一个是外部引进。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是我国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选择，不仅需要学校承担起自身应有的职责，而且也离不开政府、社会、家庭凝聚共识，协同发力。

我常常鼓励学生有理有据地与我“唱反调”，因为这样有利于启发学生的思维，也有利于学生找到最佳的研究方法。有个性的学生做研究的潜力较大，而八面玲珑的学生尽管讨人喜欢，却常常在研究上坚持不下去。

从国外回到清华大学之后，在研究上，我同样喜欢有个性的学生。无论是在实验室里还是在课堂上，我总是尽力启发学生的思维，希望学生挑战我的推理，鼓励学生与我争论，破除对所谓学术权威或权威思想的迷信。每次学生跟我有不同意见时，我都会刻意表扬学生。原因很简单，做创新性的科学研究需要批判性的分析思维。作为学生，特别是中国学生，必须去除墨守成规的思想。

中国的教育系统、人才培养系统对“乖孩子”情有独钟。这不仅是在大学、中学、小学如此，而是从幼儿园开始就如此。在我看来，如果不从基础教育上改变鼓励“乖孩子”的教育习惯，就很难持续大规模地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

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强国，科学技术都是最终的话语权，而教育是科技的基础。我发自内心地鼓励青少年以天下为己任，以德帅才，义无反顾地追求前沿的科学，创造最先进的技术，为中华崛起和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想具体结合几个例子说说个人建议。

第一，我希望我们的教育能够把自我奋斗和为国家作贡献高度统一起来。所谓自我奋斗，可以理解成每个人都会追求自己的人生梦想。为国家作贡献，可以说是一个中国梦，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梦。这两者是可以完美统一的，但我们的教育在这两点的结合上还不够完美，有时甚至把它们对立起来。我的名字“施一公”取义“一心为公”，但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说，我也有很多个人向往、个人追求，希望实现自己的抱负，但我从来不认为我的这种自我奋斗与为国家和社会作贡献有任何矛盾，我在为国家和社会工作的过程中也实现了个人价值，这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

第二，个人奋斗和集体主义的统一问题。有些学生在一些消极的舆论影响下，天天想着只为个人奋斗。不可否认，为个人奋斗是很重要，但这只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大世界中，看看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还有多少人需要我们的关爱？我们难道不应该有一点儿社会责任感、为承担社会责任尽一分力？天下之大，有许多许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当我们把自己限制在个人这么一个小圈子里时，我们的路只会越走越窄。

中国要想腾飞，一定是我们的学生、我们的青年人强大才会腾飞。我衷心希望每个学生在追求“小我”的同时，心里有一个“大我”，即便身处困境，也要有一份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做事的时候要做到极致，不留下遗憾。生命就是体验，既然体验只有一次，何不做到极致？

在比赛中，起跑的瞬间固然重要，但最终决定成败的是能否率先撞线。即便是100米比赛，起跑领先的选手也常常在途中和冲刺阶段被对手超越。相对而言，中长距离比赛的起跑就更没那么重要了，常常出现跟跑选手在后程发力超越前半程领跑选手的情况。至于马拉松比赛，最艰难也是决定胜负的是30公里以后体力到达极限之后的策略和坚持。

马拉松比赛尚且如此，对于人生这场充满无穷变量的“超长马拉松”,“起跑线”的影响更不是决定性的。或者，我们首先应该想一想，到底什么是“起跑线”？“起跑线”是指大家都要经历的一个过程的初始。在大部分教育语境下，指的是基础教育的各个阶段。其实，在起跑阶段和前半程只要不掉队太多，就仍有机会后来居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小学、初中甚至高中阶段，只要成绩不是太差，只要父母相信孩子的潜力，孩子就不会丧失信心，就会具备在未来创造奇迹的可能。真正掉队的是饱受父母和老师质疑的孩子，他们会在心底里失去自信，从而很难抓住机会。因为，后半程同样重要，在没有父母师长鼓励督促的情况下，一个人的自信心和内驱力尤为重要。

上面描述的“起跑线”都是指代教育背景和科研起点，当然，“起跑线”也可以泛指离开学校环境之后的成年人创业的初期。第一份工作、第一个任务、第一年的表现，甚至创业前几年的成绩，都可以视作“起跑线”。当人生追求同质化严重，千军万马争过同一座桥的时候，“起跑线”确实重要，谁率先冲过桥，谁就可能获得很大的先发优势。但这样的优势绝不可能让过桥者真正脱颖而出，因为他只是循着常规奔跑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不论是在科技领域还是商业世界，真正成为领袖的，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往往都是那些与众不同、独树一帜的，他们凭借着“源头创新”一骑绝尘。要创新，就必须在自己通过了那段拥挤的起跑赛段之后，敢于放弃舒适区，不怕挑战，大胆尝试新的发展方向并持续不断地努力。

事实上，任何时代都有少年得志、一鸣惊人的幸运儿，也有厚积薄发、大器晚成的负重者。人生的成功既有社会公认的一些标准，也应当有自己的定义。人生也不是一场马拉松，因为它本就不是一场比赛，而是时时刻刻的体验。每个人人生沿途的风景都不相同，终点也不一样。所以，与其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不如先想想自己期待的终点在何方，以及想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我国于1977年恢复高考，不看家庭出身，只凭考试成绩录取学生，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次伟大的进步。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每年高中毕业季，百千万考生在考场发挥自己的最高水平，用实力为自己争取未来的机会，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作为最公平公正的选才模式，高考非常适合中国国情，也为国家的建设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就自身经历而言，我既是应试教育的产物，也是“双基”教育的受益者。记忆中，我初三开始拼命学习，几乎每天早晨7点到晚上11点，除去吃饭的时间，其他时间都在听课和做题，对各类题型融会贯通。尽管我对数理更感兴趣，但是为了高考，我不敢偏科。高中三年一共11次期中、期末、毕业考试，我9次获得年级总分第一，语文、政治靠死记硬背也都几乎满分。应试教育跟着我走完了4年大学。在美国攻读生物物理博士学位期间，我一度跟不上生物课的逻辑，成绩几乎到了不及格的边缘，但应试教育打下的坚实数理基础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恢复了信心。

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助理教授和副教授的5年里，我运用应试教育的解题思维，主动选择有稳定预期和丰厚回报的科研课题，潜意识里回避了高风险的基础前沿课题。果然，科学研究一路高歌猛进。1998-2002年，我以通讯作者的身份在科学界三大顶级期刊发表了10多篇文章，在我选择的研究领域内迅速建立自己的学术声誉。我曾不止一次地告诉国内来访的教育界领导和分子生物学系的美国同事：中国的应试教育保证了学生具备扎实的知识储备，为他们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种训练可以让学生受益终身。

2002年，我35岁。这一年，我拿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正教授的职位。也许是因为已经到了职业和职称的目标终点，我有些惴惴不安，失去了一部分前进的动力，也开始反思过去5年甚至从攻读博士开始的心态和思路。此后5年，我逐渐对应试教育有了深入的思考，得出了一个在我潜意识里一直在回避的结论：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寻找标准答案的惯性思维深入我的骨髓和每一个细胞，即便在博士毕业之后的独立科研生涯里，我仍然缺乏足够的冒险精神，不自觉地回避前途不明的前沿研究方向，而常常选择相对保守但回报较为丰厚的研究课题。然而，科学研究的前沿恰恰是这些前途不明的、具有高风险性的前沿探索领域。实事求是地讲，应试教育赋予我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我从事科研最珍贵的原创精神。

打破应试思维禁锢、踏入科研无人之地的挑战比我想象的还要大。2008年，刚过不惑之年的我全职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一边教书育人，一边进行科研探索。这一年，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科研上，我的实验室用很小一部分力量延续来自普林斯顿的科研课题，而把大部分力量投入崭新、高风险、没有任何成功把握但激动人心、令人痴迷的研究方向。结果是，2008年到2011年连续几年，4个主要方向几乎全部折翼，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相对保守的延续类课题却一帆风顺，高水平期刊文章不断，使得那些拥有一腔孤勇的学生严重受挫，我不得不一次次给苦苦探索奋战的团队打鸡血，鼓励大家拿出勇气和信心坚持下去。但当时就连我自己都没有几分把握，怎么可能完全解除学生的疑虑？我也一度认真地考虑过退却，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彻底放弃梦想，重新回到用应试思维选择研究方向的主轴，重回循规蹈矩的科研老路，我扪心自问：这样的重复有什么意义？

创新就是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多少次内心的焦虑和挣扎之后，我坚定信心，告诉自己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勇往直前地探索！但往前走是要有策略的，我决定集中优势力量，率先突破第一个研究方向。

如今，我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深感记忆力开始减退，理解力也大不如前。回望大学毕业后30年的科研生涯，我深刻认识到应试教育的利弊。如果带着现在的思考，让我重新走一遍过去的30年，我极有可能在博士后期间就选择跨学科的实验室，接受崭新的研究领域的训练和挑战，也极有可能在担任助理教授期间选择更有开创性、更有挑战性的前沿研究方向，而不是过多关注具有较强可行性和确定性的科研课题。需要说明的是，我这种刻骨铭心的体会绝不是全盘否定应试教育，更无法否定应试教育的鲜明优点，即短时间内强化学生对基础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但是，应试教育赋予学生寻找标准答案的惯性思维、固化思维，很可能对其今后从事最原创的科研、挑战前沿的问题产生持久的负面影响。

试想，如果100位训练有素的中国科学家都选择更冒险、更创新的研究方向，那么我相信，他们中间一定会有人脱颖而出，成为一些领域的奠基人、佼佼者。但可惜的是，大多数人都如年轻时的我，倾向于选择保险、可靠的科研方向。相比之下，犹太裔科学家则更愿意去挑战，选择冒险、创新的研究方向。虽然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的平均科研建树很可能并不低于犹太裔科学家，但是在作出最杰出科学贡献的这批科学家中，中国人却远少于犹太裔。在我看来，强调标准答案、追求既定目标的保守思维方式是直接原因，而应试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形成的根源。

很多分析中美教育差异的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大学生的理工科平均水平是相当不错的，甚至可以比肩一些发达国家的学生，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应试教育的成效。但是，拥有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精神的拔尖学生非常缺乏。这也就是中国教育“均值很高，方差很小”的现象。其实，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人才培养质量上，也体现于对科技创新与核心技术的攻关之中！这对中国未来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非常不利，将严重影响我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因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并不是看所有科研人员的平均水平，而是看顶尖科学家的水平。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应试教育侧重保证的是公平。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过分强调公平会对卓越产生压制，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因材施教就是根据每个人的特点进行相应的教育，这样必然会产生更好的效果，正如只有百花齐放才会欣欣向荣。从这个角度看，高考应该在保障公平的前提下，给予学校和学生更多自主权，构建多元化的人才选拔方式，让一些单科天赋异禀、创造力超强但不适应传统高考制度的学生也能脱颖而出，享受应有的教育机会，从而为社会作出特殊的重要贡献。令人欣慰的是，新高考改革慢慢开始侧重更多元化地选拔学生，这将大大助益于拔尖创新学生的成长。

所有成功的科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实际上，一个人无论从事哪一种职业，要想成为本行业中的佼佼者，都必须付出比常人多的时间和心力。有时，个别优秀科学家在回答学生或媒体的问题时，轻描淡写地说自己的成功凭借的是运气，不是苦干。这种客气的回答避重就轻，只是强调成功过程中的偶然因素，常常对年轻学生造成很大的误导。一些幼稚的学生甚至会因此开始投机取巧、不全力进取，而是等待所谓的运气。说极端一点儿，如果真有这样主要凭运气而非时间付出取得成功的科学家，那么他的成功很可能是窃取别人的成果，而自己十有八九不具备真正在其领域内领先的学术水平。

神经生物学家蒲慕明先生在多个神经科学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十几年前，身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蒲先生曾经有一封电子邮件在网上广为流传。这封邮件是蒲先生写给自己实验室所有博士生和博士后的，其中的一段翻译过来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实验室里的工作时间，当今一个成功的年轻科学家平均每周要有6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投入实验室的研究工作……我建议每个人每天至少有6个小时的紧张实验操作和2个小时以上的与科研直接有关的阅读等。文献和图书的阅读应该在这些工作时间之外进行。”这封邮件写得语重心长、用心良苦，其中的观点我完全赞同。无论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清华大学还是西湖大学，我都把这封邮件的内容转告给实验室的所有学生和工作人员，让他们反思体会。

青少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青少年学生的努力和成绩将决定科技的发展和中国的未来。我衷心希望青少年学生能够沉下心来，好好学习，刻苦钻研，做诚实的学问，做正直的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作出无愧于自己也无愧于祖国和人民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