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从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中寻找一个最流行的关键词的话，那可能就是非“新文科”莫属了。它与前些年基础教育改革中的“减负”一词一样，成为了当下高教领域最引人关注的“热词”。实质上，“新文科”远不止是一个流行的热词，还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探讨和方案实践的一系列的完整过程。从顶层设计、理论研讨、项目实施、教学方案到专业设置等各个环节，新文科建设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围绕着新文科的布置、管理、传播等具体问题，以教育部相关部门和山东大学为主体，建立健全了一整套的组织管理和宣传媒介等机制和机构。这和“新文科”启动之初相比，其发展之快、实绩之多、影响之大，都颇为出人意料。

与此同时，经过了这几年的发展，也需要对新文科建设的成绩、经验进一步予以总结，对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反思。

第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新文科”理念的内涵和价值，使这一理论的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更加具体和完善，最大限度地在理念认知上达成共识。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许多学校和教师在教学改革和实践以及学术研究中，越来越多地与“新文科”关键词相联结，在取得一些创新性成果的同时，也普遍存在“搭顺风车”现象，所谓“新文科”是个筐，啥都可以装。常常看到无论是教学成果申报还是科研项目论证，都将“新文科”作为题目的一种前缀，进行生硬的嫁接甚至组合。其中许多项目很早以前即设计完成，为了追赶学术时尚而临时加挂，而并没有真正理解和融汇新文科的内涵与意义。新文科建设的关键不是重组而是创造，不仅仅是产生新的知识和方法，更是要产生新的学科理念与学术思想，培养出具有创新性的人才。

针对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对“新文科”的概念、内容和价值、功能等做进一步的深化理解。

这里首先要探讨新文科与“旧文科”的异同，在此基础上对于新文科的本质特征进行确认，从而将新文科的特殊价值凸显出来，使人们对于“新文科”的认识从知识背景转向专业内涵，由学术时尚转向学科本体。有些学校传统文科抑或“旧文科”尚未建设好，就迅速将传统文科进行所谓的跨学科改造，以此作为建设新文科的一般途径，进而导致“穿靴戴帽”式的“两层皮”现象。要知道，新旧文科的结合或转换不是1+1=2的模式，而应该是1+1=1的模式。一般传统文科向新文科转换，必须先要把二者的属性和异同加以辨析，才能实现文科创新的效果。学科建设中，不能将局限当特色，将特色当优势。特色应该是一种创新，优势应该是一种先进。学科建设如影相随地追逐社会热点，势必导致专业设置和取消的大起大落。因此，无论是社会需求还是专业建设，都应该具有长线思维、整体思维。

其次，无论新文科还是旧文科，其发展的关键是人文精神的融入与弘扬，要科学理解知识创新与思想创新的关系。这不仅是文科专业新文科建设的需要，也是其他学科之“新”的需要。缺少这一关键质素，就失去了人文学科和大学教育的本色。学科交叉与融合既是新知识、新思想产生的前提，也是新知识、新思想产生的目的。而相对文科教育而言，新思想创造的重要性优于新知识的获得。知识具有普遍性，思想则是一种独创性。很多学校在对新文科理念的理解和实际操作中专注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的融入，而在原有学科专业和新专业建设中普遍忽视人文精神的培养。新文科建设的核心理念在于更新学科观念，特别是要确立以“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为引领的世界性人才，国家意识、人文情怀和人类意识一个都不能缺少。跨学科、新学科追求的不只是知识增量，而且是创新学术思想和弘扬人文精神。新文科建设不只是针对文科，而且是针对所有学科专业之新而言。新文科首在思想之新，通过学科融合形成新的思想，通过新的思想培育新的人才。单纯的思想重复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关键是思想的创新，没有新的思想，就没有真正的新文科。早在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就强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 “要加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原创性、主体性、系统性、集成性、专业性、理论性、实践性发展。”这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以及文科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应该说，这也提醒我们要进一步反思科学主义、社会功利主义的价值与定位，考察其对于中国社会和教育、学术发展的复杂影响。要充分认识到新文科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时代，新文科建设也不是一时性的技术应对，不能仅仅从知识层面对新文科进行平面化、碎片化的理解，而要强化人文学科固有的批判意识、个性思想和想象力、人情味等基本功能。受学科功利化思潮影响，忽视人文社会科学价值的行为，莫过于2015年6月日本文部省发布的《关于全面重议国立大学法人等的组织及业务（通知）》的主张及其引起的“去文科化”风波了。虽说后来证明是虚惊一场，但是所表现出的倾向还是值得人们深思。因此，我们应该把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关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问题的讨论重新列入议程，因为当下时代更需要理性，也更需要人文精神，需要更广泛的价值传播。

第二，要进一步坚持新文科建设中的差异化发展、多角度创新的基本原则，充分注意普遍性要求与差异性特色之间的关系，注意学科专业的独特性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

笔者曾经说过，不一定只有“新建”或者“跨学科”才是“新”，相对于有些学科特别是传统基础学科来说，回归传统和回归经典也是“新”。有的学科的“跨学科”属性是古已有之，例如文学与史学在国家学科专业目录中分属两个学科门类，好像是两个平行的学科领域。但是，从中国传统的 “文史不分家”学科观念来看，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对象，两者都具有相通性和相似性。诸子百家之典籍既可以看作是历史典籍，也可以看作是文学典籍。因此，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的新文科建设也包含有回归传统和自身，经典的阅读与训练必不可少。然而，信息化社会特别是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在使经典阅读变得便捷的同时，也使教师和学生普遍不注重对于原典的认真阅读。

在应试教育的机制和融媒体语境下，快餐化、娱乐化、浅表化追求成为一种文化时尚，深深地影响了校园生活，“不读原著”“不读经典”已经成为许多基础文科学生的学习常态，知识接受和知识消费过程表现出一种很强的功利性特征。而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文教育不能受这种时尚文化风潮的影响，要努力淡化功利主义追求。如何实现跨学科培养与专业化培养、改革规划设计与人才战略设计、课程体系与知识体系、集中学习与自我提高等关系的协调发展，是新文科建设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和完善的工作。特别是对于拔尖人才的培养，要彻底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上课无数，经典不读”的状态。守正才能创新，没有守正就失去了根本，也不会有真正的创新。随着的时代变化和社会思想文化状况，有时候“守旧”就是“创新”。因此，对于许多学校来说，在急于建设新文科之前，可能需要首先建设好“旧文科”。

第三，通过机制体制的建立，将新文科建设进一步规范化、专业化，使新文科体系的具体专业和方向建设有章可循，循序渐进。

多年来，中国高教改革着眼于政治方向和教育体制机制、学科和学术评审评价等大的方面，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此基础上，新文科建设要进一步将专业、学制、学分等外在的改革扩展和深化到教师素养、课程体系与学生培养等内在环节。此前有些学校的改革更多的是从公共层面考量，而相对忽视从个人层面来考量。要坚持“每一位教师都是改革者”的理念，在新文科背景下，加强教师自身内在素养的变革和创新。与此同时，要建构一整套符合新文科要求的教材体系、课程体系、评价体系。只有与之相适应的教材体系、课程体系和评价体系，才能充分显现新文科建设和新人才培养的实绩。

第四，将新文科建设视为一个多方位、大系统和全过程的建设，将之与其他“新学科”的发展统一起来，进一步发挥其特殊性功能，使学科建设浑然一体。

说到底，无论是“新文科”还是其他“新学科”，都是不同时代人类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交流交融的结果。思想文化与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变化，学科建设和大学教育也就需要不断地由旧变新以至再变新。在这样一种历史逻辑和认知逻辑下，“新文科”的创立并不是文科发展的终点，而是下一个发展阶段的起点。

从这一思路出发，新文科建设启动之初，笔者曾经提出要从更广阔的视野考量各个“新”学科之间的融合创新发展，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和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建构的重要途径。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四新学科”的讨论和实践大多是限于自身的考量，较少从“四新学科”之间的融合角度进行整体考量。信息化和模式化可能导致思维方式的僵化和退化，而突破单一学科模式是跨学科的目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理科”“新工科”“新医科”应该利用人文学科的优势增加各自的人文含量，从而形成对物化主义和技术主义的约束，以及对人文精神的弘扬。

教育改革和新文科建设作为精英文化与人才培养的尖端设计，目的在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民族提升思想的质量，为人类增加思想的容量。抓住“新文科”这一根本定位不放，方可保障其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