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因教育而文明。环顾古今中外，世界强国无一不是教育强国，教育始终是强国兴起的关键因素^[1]。教育因科技而发展，纵观人类历史，教育重大变革屈指可数，科技始终是推动教育变革的源发力量。当今世界，新一代数字技术开启了一场比工业革命更为急速、涵盖更广、更具颠覆性的社会变革。随工业革命产生的学校教育体系亟待重塑，数字教育将为这场变革注入新动能，成为强国建设的新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1]。放眼世界，各国都在数字教育新赛道中谋划布局，积极行动，希望在新一轮教育和人才竞争中抢占先机和制高点。让数字教育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强大赋能，有必要系统研究分析世界各国推动数字教育的战略谋划、行动举措和有益经验，在全球视野中把握教育数字化变革的趋势方向。

历史上，科技革命驱动教育变革是强国崛起的重要前提。科技进步是社会变革的动力源泉，也是推动教育变革的关键力量。从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兴建航海学校培养技术人才，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为实验科学进入大学创造条件，从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普及初等教育培养合格工人，再到19世纪现代科学和机器工业大发展推动德国建立研究型大学、发展职业教育培养复合型人才，历史上这些强国教育理念、形态、模式的每一次重大变革，无不闪烁着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光芒。科技革命激发教育变革，而教育变革进一步助推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历史上教育强国的共同特征。

当前，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对教育根本性变革提出了要求，提供了可能。随着新一代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广泛深入普及，开启了一场比以往任何一次科技革命迭代速度更快的社会变革，正日益成为驱动人类社会思维方式、组织架构、运作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和全方位重塑的引领力量。人类社会正在从工业时代进入数字时代，形成于工业时代的教育传统形态已经无法适应数字时代对人的知识、技能和素养的新要求，学科间脱节、学段间脱节、知行脱节、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矛盾日益突出，教育的理念、体系、内容、范式、治理面临颠覆性变革，亟待重塑数字时代的教育形态。这种教育新形态，在根本上是通过科技赋能和数据驱动，全方位推动教育变革，突破学校边界，融合物理、社会和数字空间，构建开放灵活的终身学习体系，聚焦学习者素养创新学习内容，为每个人提供适合的教育，培养他们在数字时代生存、生产和发展的必备能力。

扎实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关键是以数字教育开辟新赛道、注入新动能。社会数字化转型是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也是新生产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础。社会发展中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更加赋予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意义^[2]。数字教育新形态是现行教育形态的系统性跃迁和质变，开辟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如同历史上历次科技革命与重大教育变革一样，当前，谁能把握数字教育的先机，率先构建教育新形态，就有更大可能在新科技革命浪潮中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关键的智力赋能与人才支撑，发挥出教育在强国崛起中的战略作用。放眼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这一重大变革，从多个方面谋划布局，积极行动，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力求在数字教育新赛道抢占先机，提升国家教育和人才竞争力。把握这一世界性趋势，分析各国的战略谋划和行动举措，能够为我们以数字教育赋能教育强国提供有益参照。

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数字教育为经济和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人力资源支撑，其中，关键是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很多国际组织和国家都把人的培养置于教育数字化变革的核心位置，针对不同群体研究提出数字素养的内涵与框架，界定数字时代的公民和劳动者应具备的素质能力，为培养未来人才提供指南参照。

关于数字素养，国际上有多种不同定义方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把数字素养定义为“面向就业、获得体面工作及创业，使用数字技术安全且适当地获取、管理、理解、整合、呈现、评估和创建信息的能力，包括计算机素养、信息通信技术素养、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3]。我国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提出，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结合”^[4]。国内外的多种定义均显示，数字素养指向个体在数字时代参与经济社会生活的能力，具有多元性和复合型特征，既涉及与数字获取和使用相关的技术型能力，更涵盖数字环境下生活生产所必需的价值观、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和行为能力。数字素养是“数字化生存”的内在要求，没有数字素养，就无法胜任数字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因此，提升全民数字素养成为各国教育数字化变革的核心目标。

世界范围内，欧盟最早提出并系统构建数字素养框架。2006 年，欧盟在《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终身学习关键能力建议》的报告中，把数字能力列为公民终身学习需要具备的八种关键能力之一。2010 年，欧盟启动“欧洲公民数字能力框架”研究，从“信息和数据素养”“沟通与合作”“数字内容创作”“安全”“问题解决”五个维度提出数字能力要素，先后发布和迭代了四个版本的《欧洲公民数字素养框架》^[5]，还针对教师和教育机构分别制定了《欧洲教育者数字素养框架》和《欧洲教育机构数字能力框架》。

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以欧盟数字素养框架为基础，经过一系列实证研究并考虑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平之后，提出了“数字素养全球框架”及相应的评估操作建议，这一全球框架包括“设备与软件操作”“信息与数据素养”“沟通与协作”“数字内容创建”“数字安全”“问题解决”“职业相关能力”七大能力领域和二十六项具体能力^[3]。

很多国家也提出了各自的数字素养框架。例如，德国2016年提出的“学生数字素养框架”包含“搜索、处理和保存”“沟通与合作”“生产和呈现”“安全和保护”“问题解决和处理”“分析和反思”六个方面22个一级指标和62个二级指标，作为中小学教育教学的重要参照^[6]。一些国家的数字素养框架已经落实到评价层面，例如，韩国2009年首次开发信息技术（ICT）素养测评工具，并在2018年扩展为“中小学生数字素养评价指标”^[7]，同时提出“智能信息化社会教师教学能力与行动指标” ^[8]，均构建了多维度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价指标体系。

在数字素养涵盖的多元能力中，数字伦理道德的培养尤为重要，既包括认知层面对于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合乎伦理的数据利用的认同，也包括技术应用和操作层面相关伦理规范的养成。国际组织和主要国家的数字素养框架均把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分析反思等作为重要能力维度纳入其中，并通过法规、标准、指南的完善以及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内容设计来予以强化。例如：韩国2015年修订的中小学课程标准就强调要培养中小学生信息伦理意识、信息保护能力^[9]。欧盟《2021—2027年数字化教育行动计划》的内容之一就是制定教育工作者在教学过程中使用AI和数据的道德准则，识别和减轻人工智能和数据可能带来的风险^[10]。澳大利亚在最新版课程纲要中将信息技术素养纳入课程培养的通用能力，其中，五个具体要素之一就是“根据社会和伦理规约使用信息技术”^[11]。

数字技术突破了时空边界，能够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大规模生成和大范围共享，极大拓展了学习的机会、资源与方式，因此，被各国视为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促进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但同时，数字教育对于基础设施、技术设备以及师资和教学资源的依赖也可能加剧因经济差异造成的“数字鸿沟”，这种状况在全球疫情背景下尤为凸显，也是各国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着力应对的挑战。后疫情时代，利用数字革命推动教育更加包容、公平和可持续已经成为全球教育发展优先事项，2022年联合国教育变革峰会就把促进数字学习和转型作为五大行动领域之一，呼吁各国确保将优质数字教育作为公共产品，让数字革命惠及所有学习者。

实施教育数字化定向倾斜政策。为消除“数字鸿沟”，多国教育数字化发展策略向贫困家庭和落后地区作出倾斜。法国将“数字校园”行动视为新时期保障法国教育公平公正的重要举措，注重对于贫困家庭和落后地区的专门支持，创造条件让所有学生都能平等地接触新学习计划。芬兰针对移民群体专门开发了数字化学习资源库，确保学习资源获取的公平性。澳大利亚提出要开展数字技术精准支持，在数字技术课程实施上给薄弱学校以定向帮助。

利用数字技术拓展终身学习的机会、资源与方式。数字技术为广大学习者从一次性教育向终身学习转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加速实现“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而数字教育机会和资源的可及性是实现这一愿景的基础。在欧洲委员会资助下，欧洲成人学习电子平台（EPALE）于2017年上线，这一多语言开放社区致力于践行和实现“终身学习”的理念，以结构化的形式涵盖不同主题领域的成人学习课程供成人学习者自由选择，从而更好地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学习者通过该平台还可进行学习互动与讨论，以此提升学习成效^[12]。始于美国的移动学习项目“Cell-ED”实现了即使在没有互联网或流量有限的情况下，成人学习者也可以通过任何类型的手机、平板电脑或电脑进行阅读、写作、口语交流、算术、工作和社交等基本技能学习，这一项目已经推广到智利、加纳、肯尼亚和尼日利亚^[13]。印度尼西亚政府投入20多亿美元资助数字学习平台“Kartu Prakerja”，面向求职者、失业工人、小微企业主以及需要提高技能的个人，培养其工作能力和创业技能，已经为数百万印尼人提供了免费学习的机会^[14]。

数字时代的教育需要加强数字技术应用，充分合理使用数字化手段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提升学习效果。但教育数字化不能仅停留于对教育内容呈现、传播、存储、检索、统计等方式的优化，或是对传统教育的局部进行表面形式上的改善，而是要实现“更新教育理念，变革教育模式”的教育深层改变^[2]。放眼世界，多国积极探索数字素养在课程教学中的落地，在基础教育阶段推进课程和学习内容整合，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学习方式变革，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创新数字技能人才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方式。

（一）将数字素养融入课程标准和学科教学

数字素养框架或标准的提出明确了数字时代的育人目标，但只有进一步融入课标并落实到学科教学中才能真正转变为学生的成长。德国不仅提出数字素养框架，还要求各州对中小学教学大纲和教育标准进行调整，确保学生在义务教育结束时达到该框架所提出的素养要求。德国各州文教部长会议特别强调，除了必要的信息技术基础知识的教授之外，数字素养的培养应当在中小学所有学科中开展。每个学科都应当通过其特定的学习材料和教学方法来培养学生与学科相关的数字素养，通过多种方式让学生在各种经验的习得和学习机会中发展与数字素养相关的能力^[6]。芬兰在2016年新实施的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标准中对编程教育提出明确要求，从1年级就开展实施。与其他一些国家将编程作为单独课程相比，芬兰将编程教育融入学科教学之中。例如：1~2年级数学课程要求学生初步了解编程，3~6年级数学要求学生在可视化的编程环境中策划与开展编程活动，7~9年级数学要求学生使用自己编写的或教师提供的程序作为学习数学的工具^[15]。

（二）着力推进基础教育课程内容整合

数字时代，复杂问题研究、多样的创新应用以及快速变迁的工作场景都需要跨学科、跨领域的知识和能力，只有融会贯通多学科视角才能有效提供解决方案。传统学校教育体系学科越分越细，相互之间衔接不够，缺乏对学生综合运用各科知识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无法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因此，整合课程和学习内容成为很多国家基础教育改革的方向。芬兰一贯重视课程整合和跨学科教学，课程结构整体设计注重先合后分，不同学科知识从低学段到高学段由融合逐步走向分化。例如：小学1~4年级设置的“环境与自然”是一门涵盖地理、生物、化学、物理等不同学科知识的综合性科目。升至小学5~6年级，这一科目拆解为“物理与化学”“生物和地理”两门课，到初中再具体拆分为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四门课。芬兰2016年实施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首次提出“现象教学”的理念，其实质是以不同的主题将多种学科知识有机融合生成知识跨界的模块化课程，从而让学生实现跨学科学习。STEM教育具有典型的学科融合特征，有助于培养工程思维、科学探究能力、创新意识、问题解决能力等数字时代必备技能。新世纪以来，多个发达国家在系统推进STEM教育的实施。例如：美国“北极星计划”将联邦政府各机构、学校、家庭、社区、企业和行业协会联合起来，设置门类繁多的STEM教育项目与拨款，涵盖STEM教育领域的研究、师资培训、课程设计等诸多方面^[16]。美国中小学STEM教育重视培养学生的跨学科问题解决能力，以项目式学习为主要载体，努力构建符合学习内在规律和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的STEM教育体系^[17]。

（三）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学习方式变革，实践大规模因材施教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让教育真正适应学习者个体需求成为可能，各国积极探索利用新技术实施个体化的学业诊断和辅导，改进学习评价，推动教育教学场景创新，推动学习方式从标准化、统一化走向个性化和多样化。例如，美国的一项研究证明，利用自适应技术给不同水平的学生布置个性化的数学家庭作业有效缩小了学习基础较好和学习基础较弱的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数学基础较为薄弱的学生进步尤为明显^[18]。自适应学习技术在很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得到大规模应用，例如，2800所荷兰学校和1000所西班牙学校1~6年级的学生在数学、荷兰语等学科中大规模应用Snappet自适应学习系统，该系统能够自动检测和诊断学生学习情况并进行预测，提出相匹配的学习主题、问题并给出反馈，并为教师提供全面呈现学生学习进度、成效、预测分析的辅助信息。后续研究证明，使用该系统的学生数学成绩在六个月后有所提高，一年后更加明显，拼写能力也在一年后略有改善^[18]。

（四）推动职业和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

数字时代，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直接面对劳动力市场对技能人才和高层次人才的需求，面临培养目标、育人方式、资源建设和学习结果认证等一系列重大变革。各国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涵盖智慧课堂、虚拟仿真实训空间、数字教学资源等基础设施和资源建设，也涉及人才培养职业目录和培养规格的调整，还包括对技能人才数字能力的系统培养。近年来，德国不断根据数字经济和产业发展需求调整职业教育目录，联邦教育与科研部支持了一系列职业教育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项目^[19]。欧盟在“2021—2027年数字化教育行动计划”中着力开发“欧洲数字化技能证书”，积极为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学生创造数字实习机会。重视数字基础设施和高质量数字资源建设及应用，大范围推广实施在线学习，推动技术与教育深度高质融合，利用数字技术对教学、管理和评价各环节全面赋能，是各国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注重的关键要素。例如：《数字英国战略》要求英国高校整合多项尖端科技，包括机器学习、人脸识别技术等，为师生提供独特的沉浸式教学体验。美国相继建立edX、Coursera与Udacity三大慕课平台，面向全球学习者提供可获得专业证书的学习内容。由Future Learn等五大慕课平台组成的欧洲慕课联盟已经成为欧洲高校合作的新平台^[20]。数字时代，人们更关注学生在毕业时所掌握的实际能力而不仅是毕业文凭，因此，以数字徽章、可堆叠证书、慕课结业证书、行业认可证书等为主要形式的“微认证”（Micro-credentials）在多个国家兴起，被视为学位证书的补充甚至是替代^[21]。

人工智能代表了数字技术的最新前沿和制高点，是数字时代变革生产生活的核心力量，其迅猛发展以及在教育中的应用和影响也成为全球性热点话题。世界各国都在争相抢占这一技术制高点，加强专门人才培养，提升研发能力，扩大人工智能应用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在积极应对其对教育的重大挑战。

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关键因素，对人才培养和劳动力结构的颠覆性改变也推高了国家间技术和人才竞争壁垒，主要国家围绕人工智能研发和人才培养展开激烈竞赛。加拿大、英国、日本、新加坡等国都发布了国家人工智能战略，提出了一系列人工智能教育和培训计划，加速相关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NSCAI）在2021年3月发布《最终报告》指出，美国应尽快出台第二部《国防教育法》，改革美国教育体系，大力培养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STEM）人才^[22]。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利用该校在计算机科学以及跨学科教学方面的优势，在2018年率先设立全美第一个人工智能本科专业。美国当前的人工智能人才战略体现了宽口径、多元化特征，既包括培养高层次人工智能研发人才，也包括提升各学段学生和成年劳动力的人工智能应用技能。加拿大依托蒙特利尔大学等多所高校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平台加强培养人工智能领域博士生，吸引科技公司在加拿大投资人工智能研究，建造人工智能实验室，构建良性人才生态系统^[23]。

另一方面，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传统教育模式和体系带来巨大冲击，推动各国深刻反思并加速教育理念和模式变革。人工智能技术早已广泛运用到教育教学之中，包括自动评分、AI语音助手、虚拟实验室、机器人、大数据分析支持的智能化教学以及教学内容的自动生成等，各国对此普遍持积极态度。2022年，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 ChatGPT问世，其接近于人脑概念推理效果的概率推理能力震惊全球教育界。ChatGPT 在教育中的可能应用包括提升教学成果的完成度与创意感、增强数字导师的角色感与互动性、提高自适应学习系统的易用性与精准度、促进教学策略与方式的智慧化与创造性、支持教学反馈与评价的生成性与个性化等。同时ChatGPT也带来传播错误信息和偏见、剽窃、影响自主思考、扩大教育不公平以及泄露个人信息等方面的风险。最为关键的是，ChatGPT在根本上挑战了现代学校教育内容、教学目标、学校秩序和教师角色，凸显了数字时代教育目标、内容和模式变革的必然性和紧迫性。可即用即查（学）的知识将逐渐从教育内容中被剥离。数字素养、计算思维、数据治理和综合创新能力构成新的教育内容主体^[2]。基于数字技术的新教育传播符号及组合，参与建构新的教育内容。数字技术应用引发的知识裂变传播现象和聚变传播现象，进一步推动教育内容革命性重塑，进一步凸显教育的根本变革“箭在弦上”，不能继续“犹抱琵琶”。一些国家和院校选择直面ChatGPT的挑战，探索合理有效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教育教学变革。德国联邦议会专门委托高校开展调研，客观分析ChatGPT对教育和科研的影响，提出一系列指导意见^[24]。2023年初，美国知名在线教育创新平台可汗学院上线了由GPT-4模型驱动的实验性人工智能工具，把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到个性化教学中。可汗学院创始人萨尔曼·可汗在TED演讲中认为，如果人们能够正确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给它正确的引导，那么这类工具不仅能帮助学生进行学习，还能进一步提升以及拓展学生的学习能力。当学生向智能助教提问时，它不会直接给出答案，而是引导学生一步步找出答案，并且像优秀的辅导教师一样做得非常出色。此外，这类智能工具还可通过自己的知识储备，为教师提供更多参考资料，引导他们做出更高质量的教学方案。

教育数字化转型不应是单方面、局部、自发和零散的改革实践，而是涵盖教育理念、体系、内容、模式、治理，进而涉及范式、课程、资源、环境和教师的全方位革新，是一项创新、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离不开国家和系统层面的顶层设计、整体规划、协同推进以及安全保障。从国际经验看，主要发达国家均高位布局，在国家数字战略中对数字教育作出规划部署，制定专门的发展规划，强化基础设施和资源平台建设，并且特别注重相关法治规范建设以及数据的治理、利用和保护。

（一）在国家数字战略中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

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先机，主要发达国家先后推出国家数字战略，发展数字经济、推动社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数字教育和数字人才培养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德国联邦政府内阁通过《数字化战略：共同创造数字价值》，把教育作为25个核心主题之一，强调以数字技能提高公民的自主性、社会参与度与社会凝聚力，加大对各级学校教育以及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数字教育投资，并提出在2025年初步建成一个面向所有人提供平等、无障碍的数字学习机会的开放教育生态系统^[25]。同年，英国也发布最新版《数字战略》，希望成为“全球开展数字创新的最佳地点”，而“数字技能和人才”是这一战略的六大支柱之一，该战略提出了加强学校数字教育，培养公民终身数字技能，吸引全球数字人才等多方面举措^[26]。此外，法国以“高速法国计划”与“投资未来计划”保障教育领域的数字化建设，日本提出构建“超智能社会”（Society5.0），强调以数字教育培养应对智能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可用人才^[27]，这些国家都是在重大国家创新战略中对数字教育进行谋划。

（二）制定专门的教育数字化发展规划

美国“国家教育技术计划”（NETP）已推行二十余年，迭代五个版本。这一计划阐明了公平、积极使用技术和协作领导的愿景，呼吁让学习能够随时随地进行，所有人都能公平获得技术支持的新型学习机会^[28]。芬兰近年颁布《国家教育信息化规划》，提出八大战略目标与行动任务，覆盖了教师、学生、基础设施、资源、学校管理、校企合作等诸多要素^[29]。欧盟则对标中美两个大国发布《2021—2027年数字化教育行动计划》，倡导建设欧盟“战略数字能力”，促进数字技术的广泛部署，塑造并支持欧洲社会和经济的数字化转型。2015—2019年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7个成员国或地区出台了专门的教育数字化战略，另外16个成员经济体的教育数字化战略涵盖在新发布的国家或地区数字化战略之中^[18]。

（三）加强数字教育基础设施和资源平台建设

基础设施和资源平台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要保障，高度依赖国家层面的资源投入、标准建设以及统一推进。美国在2013年就提出加强学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连接教育计划”，到2019年实现99%的公立学校接入光纤。2019年，德国联邦和各州政府共同启动“学校数字协定”，投入50亿欧元用于数字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到2022年底，该协定已经批准的39.4亿经费中的91%被直接用于学校数字基础设施的改善，极大提升了德国学校数字化教育环境^[30]。法国设立国家远程教育中心，汇聚覆盖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中超过3000个远程学习项目，并提供相关的教育培训资源。澳大利亚开发了国家数字学习资源平台，收录了16000多个免费的数字资源并开放共享^[31]。德国2021年启动国家数字教育平台建设，旨在连接现有的多个数字教育平台，形成一个国家层面的数据资源互联互通的教育网络基础设施，让从儿童到退休人员的各年龄层人群都能容易地获得数字化学习资源^[32]。

（四）高度重视教育数据治理、应用和安全保护

教育数字化转型，从物理空间到数字空间都离不开数据，数据是连接一切的核心^[2]。各国高度重视教育数据的治理、应用和安全，美国早在2012年发布《通过教育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促进教与学》报告，提出通过对教育大数据的挖掘与分析，促进美国大中小学教学系统变革的目标^[33]。2022年初，日本数字厅、总务省、文部科学省、经济产业省四部门联合出台《教育数据利用路线图》，提出了强化教育大数据利用、实现数据赋能教育的具体实施举措，包括整体架构、机构和部门分工、平台管理、标准建设等多个方面，为日本开展教育大数据治理和利用提供了蓝本^[34]。英国教育部发布数据保护工具包，协助学校开展数据保护活动^[35]。国家级教育数据机构的建设能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和大数据集成的优势，构建教育数据新生态，加强教育数据对于研究、教学、教育治理以及政策制定的支撑作用。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是收集和分析美国和其他国家教育数据的联邦实体机构。近年该机构积极改变策略，以“研发和传播符合21世纪教育数据生态系统需求的数据产品”为目标，从年度报告式的传统数据呈现方式转向建立动态数据产品的在线系统，通过灵活多样的数据公开途径与应用工具，极大地拓展了其数据统计、分析和呈现功能^[36]。

数字化在新的维度上推动和加速了全球化进程，数字教育为教育国际合作开拓了崭新的领域和渠道，扩大了受众群体，创造了无限可能。很多国家都积极把握教育数字化转型新机遇，把数字教育视为扩大国际影响、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工具和载体，把数字教育发展与教育国际化战略进行有机整合，力求在这一新赛道抢占有利位置，提升国际竞争力。

　　（一）积极构建数字教育标准体系

主要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积极面向国际发起数字教育议题议程，研究和推出相关发展指标和标准，进行排名，扩大在这一新兴领域的影响力。欧盟通过“数字经济和社会指数”“数字化终身学习准备指数”等对其成员国数字经济、数字人力资源和数字教育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排名，直接影响了很多国家数字教育政策，例如：德国2022年最新《数字战略》就把提高在欧盟“数字经济和社会指数”中的排名作为重要目标。欧盟还基于其发布的教育机构数字能力框架和教育者数字素养框架开发出“应用数字创新技术促进有效学习的自我反思与测评工具”（SELFIE），分别供学校和教师开展数字化教学能力自主测评并自动生成评价报告。其中，学校测评工具有超过30种语言版本，自2018年推出以来已被82个国家的1.3万多所中小学和职业学校使用，2021年上线的教师工具有28种语言版本，到2022年已有6万多名中小学教师使用^[37]。此外，世界银行创建了“教育技术准备指数”，并已经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等五国开展试点评估^[38]。

（二）开展数字教育国际合作与援助

德国近年来配合其对外教育战略，积极面向发展中国家开展数字教育合作与援助。通过开放式教育资源和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德国教育机构为撒哈拉以南非洲贫困地区的青少年提供免费的在线学习机会，并提供赴德国留学的政府奖学金名额^[39]。德国国际合作协会（GIZ）与越南职业教育培训总局合作开展了为期三年的职业教育改革计划，推进越南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40]。

（三）扩大数字教育产品对外输出

教育技术行业已经成为英国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出口额在2021年达到2.92亿英镑。英国国际贸易部和教育部2019年共同发布《国际教育战略——全球潜力、全球增长》报告提出，到2030年英国教育出口额增至350亿英镑的宏伟目标，而支持教育技术行业以及数字教育产品的出口被列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举措。英国国际贸易部专门举办推广活动并提供信息服务，促进英国教育技术和数字教育产品的海外营销，打造英国教育技术品牌。

（四）搭建数字教育国际合作平台

欧盟为落实数字化教育转型计划，加强欧盟区及国际数字教育合作与交流，专门建立了欧洲数字教育中心（European Digital Education Hub）。作为一个开放在线协作社区，欧洲数字教育中心能够促进各国教育和培训部门加强沟通、共同行动和信息共享，加速数字教育实践和数字创新。数字教育中心还将监测欧洲数字教育的发展，支持欧盟成员国建立国家数字教育咨询服务网络^[41]。

（五）在全球范围内吸引数字人才

数字技术日新月异，高技能数字人才在各国都是稀缺的宝贵资源。发达国家利用其在全球人才竞争中的优势地位，通过国际学生招生就业和跨国技术移民领域的鼓励性政策吸引全球数字人才。英国研究型大学增设环境数据科学与机器学习、金融技术与数据科学等新专业，积极招收来自新兴国家的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研究人员，其国家《数字战略》也专门提出为数字企业提供特殊签证政策。德国新修订的《技术劳动移民法》专门针对信息通信技术等特殊行业人才制定“绿色通道”，简化移民申请流程^[42]。

教育数字化变革已经成为世界性趋势。从各国推动实施数字教育的战略、举措和路径来看，教育数字化变革的核心目标是面向未来提升所有人在数字时代生活和工作所必需的数字素养；数字教育政策的首要关注是以数字技术支持教育资源共享、拓展终身学习、促进教育公平；教育数字化转型在根本上要实现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的深层次变革，这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更为必要和紧迫。在很多国家，数字教育被纳入国家数字战略，成为具有统一布局规划、大规模资源投入和可靠安全保障的国家行动，显示了提升战略思维、加强顶层设计和提高协同能力对于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这一创新、复杂社会系统工程的必要性。在数字教育新赛道上，各国展开新一轮竞争，也积极扩大开放、加强合作，提升数字教育国际影响力，争做全球教育变革引领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2022年1月，我国启动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以建设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为重要抓手，不断强化数字化思维和观念，升级教育基础设施，优化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支撑重大教育改革任务实施，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在建设教育强国上仍存在不少差距、短板和弱项，实现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跨越依然任重道远^[1]。各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战略谋划和行动举措是我们以数字教育赋能教育强国的有益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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