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德国的工程教育具有显著的应用导向性和经济适配性。19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不断发展工程教育，逐步建成当时世界上独有的全工业体系。德国的科技实力不断增强，快速发展起来一批以技术为主导的国际大型企业，塑造了现代国际制造业的基本格局。

德国工程教育可以归纳为四个时期，即萌芽期、初创期、扩张期和调整期。萌芽期以中世纪手工业形态下的“师徒制”教育为主要形式，以培养合格手艺技能人才为目标，通过行会等组织对技术方案和行业伦理进行规定和传播。初创期以19世纪中期电气化技术革命下的“官僚制”教育为主要形式，以培养技术官僚和技术精英为目标，通过“工业学校”和“工业大学”等机构实现工程教育的国立化和系统化，“工程师”成为正式职称并得到国家承认。扩张期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信息产业革命下的“双元制”教育为主要形式，以培养企业所需的大批工程应用人才为目标，推动“应用科学大学”等新型高校快速发展，使得企业深度参与办学。调整期以本世纪初数字革命主导下的“多模态”教育为主要形式，以培养大机器生产流程中的节点工程管理人才为主要目标。随着“工业4.0”等技术发展战略的提出，工程技术人才的资质要求更为立体和多元，“双元制学院”和“双元制大学”等机构逐步由职业教育领域转向高等教育领域，“双元学制”高等教育得到快速发展。

依托“分流融通”的教育系统，德国建立起独特的工程人才培养体系。

德国工程教育的实施与分流贯穿整个学习阶段。在学前阶段，由德国工程师协会、机械工业协会等大量技术机构开发工程技术启蒙课程和平台。在小学阶段，学校开设技术通识课程，根据学生兴趣和特长，予以分流。在中学第一阶段，学生进入不同类型的学校，为学术、应用和职业等不同的就业方向做准备。在中学第二阶段，部分学生进入职业型学校接受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阶段，根据分流结果，不同学生进入不同类型的大学，接受应用导向和学术导向的高等教育。在继续教育阶段，工程人才接受工程技术前沿方面的培训。以上不同类型的学校机构之间均具有相应的融通路径。

德国工程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类型主要分为四种：第一种，是以一线产业工人为代表的职业院校毕业生；第二种，是以工程技术处理人才为代表的应用科学大学（含双元制高校）毕业生；第三种，是以工程技术研发人员为代表的工业大学毕业生；第四种，是以工程学术研究人才为代表的综合大学毕业生。

截至目前，德国共有8500多所职业类学校（含非全日制职业学校），在校生245万人（其中非全日制职业学校学生141万人）；应用科学大学（含双元制高校）约220所，在校生约112万人（其中双元制高校约10万人）；工业大学9所，在校生约31万人。这些学校和毕业生构成了德国工程人才培养的基本面。在德国8000多万总人口中，产业就业人口超过570万，其中包括400多万的产业工人和技术人才，拥有“工程师”资质的人口超过140万。

德国工程教育的发展沿循一套明确部署的技术路线和一套行之有效的工程文化传统，始终面向德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前沿。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做法：

一是举国体制。在工程教育发展的关键节点，国家力量通过立法授权、体制引领、资源分配等形式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改变当时的落后地位，德国发动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设立了工业高校，这是工业大学的前身。工业高校刚出现时，在当时的国家首脑授权之下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高校与传统大学之间的地位之争。为了推进应用科学大学的建设和发展，联邦德国专门修订《高等教育框架法》和《应用科学大学法》，确立了应用科学大学在工程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为其快速扩张扫清了障碍。在推行双元制的过程中，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设立专项基金，为参与企业和学校发放浮动补助，以提升项目的吸引力。

二是企业参与。德国企业不但直接参与制定工程教育培养方案和工程实践环节，而且还为高校开展应用型科研提供大量资助。据统计，在应用科学大学获得的第三方资金中，有超过70%来自企业。此外，私立高校股东中有超过95%为企业。这些高校作为以应用为导向的工程类院校，其地位受到国家认证，与公办大学相同。在双元制模式中，企业是关键办学主体。企业与各类院校共同构成了德国双元制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的全体系。德国共有1.2万多家企业被政府和行会授予“职业培训企业”的资质，其中既包含跨国巨头，也包含大量中小型企业。

三是分类培养。在德国工程人才培养的体系中，既有以职业为导向、培养一线产业工人的职业教育系统，也有以技术为导向、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应用型高等教育系统，还有以技术、职业衔接为导向，培养产业工程师的双元制高等教育系统。不同的系统具有不同的办学资质体系和教学框架体系，互有所长、各有特色。各系统之间存在一定的衔接渠道，专本融通，“职”、“高”一体，培养出来的人才可以胜任产业链中不同的人力资源需求。

四是质量保障。德国工程教育有一套完备的质量保障体系，主要由高校内部评估体系和外部认证体系两方面组成，这也是德国工程教育成功的关键。内部评估意为，德国高校从其内部对自身人才培养的质量进行评估，评估方式依据高教法有关规定设置。外部认证意为，在德国高等教育认证的组织架构下对德国工程教育进行认证。德国科学委员会作为一个官方的学术组织机构，从总体上提出专业认证制度的方向和原则，大学校长联席会议充当了政府和高校之间政策沟通的桥梁，协调德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相关政策上的统一。各类认证机构作为第三方机构的介入，为认证制度提供了透明、高效的组织保障。

五是文化导向。历史上，德国始终处于一个竞争激烈的地缘环境中。因此，德意志民族拥有自我反思的文化基因。每当国家发展遭遇重大挫折，德国人都会在文化、技术和教育上寻找出路。这一文化基因帮助德国源源不断地获得创新力，使德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形成了一整套技术与机器、企业与生产方面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认同。德国工程教育的发展以工业技术文化为导向，这种特征源于德国哲学传统，其遍布德国社会治理脉络，背后蕴含的伦理指向和观念体系为工程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价值支撑，也使“德国制造”获得了“口碑通行证”。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地缘冲突又为各国带来了能源与供应链危机。在外部因素的多重作用下，德国工程教育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以2021年为例，70%以上的高校都出现了经费紧缩问题，65%的工程院校在研发方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阻滞。德国联邦政府多次组织专家智库对德国工程教育的现状和未来进行讨论，认为德国工程教育在目前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跟不上”（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不匹配）、“高不成”（工程人才就业垂直替代）、“低不就”（工程教育学术漂移）、“争不过”（国际工程教育市场竞争）等问题。

为应对当前挑战，由德国联邦教研部、联邦职教所等机构牵头，德国工程师协会组织制定了《德国工程教育政策简报》。政策从三个方面进行深入推进：首先，工程教育的导向下移，锚定在普通教育阶段，推行以机械、信息、科学、技术类课程为代表的“技术通识课程”，以逐步替代目前的劳动教育类课程；其次，结合数字转型、“智慧德国”和“工业4.0”战略，探寻新产业形态下的工程人才培养口径；最后，充分利用高等教育资源，增强继续教育在工程师群体中的吸引力。

德国工程教育的发展历程和经验表明，发展工程教育要筑牢基础、文化配套，这也为我国深化工程教育改革带来启示。要秉持“立足当下，瞄准未来，主动变革”的理念，在面向产业需求导向、工程专业认证体系、跨界融合的工程教育等方面进行积极实践和探索。同时，要加强国际合作，健全工程教育认证体系；鼓励企业参与工程教育，积极推进产学协作；推进工程教育系统改革，建立分层多级工程人才培养体系；引导工程教育下移，加强基础教育阶段工程教育；建立健全工程师继续教育和培训机制。最后，要加强工程文化建设，让工程教育回归育人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