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重视人才培养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传统。新时代，国家对拔尖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回溯历史，我国“拔尖人才”培养已经进行了四十多年的探索，需要认真总结经验，遵循人才培养规律，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创新精神的拔尖人才自主培养之路。

［关键词］基础学科；拔尖人才；高等教育

重视人才培养是大学应有的使命，也是国家崛起和大学立足于世的根基。严格说来，“拔尖人才”是我国特有的一个人才观念，也是我国独创的一个教育概念，代表了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过去四十多年，我国高校实施的各种“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进入新时代，国家从战略高度重新布局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再一次释放了国家崛起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信号”：人才强则中国强。

我国的拔尖人才培养起始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面对改革开放之初的人才极度匮乏，1978年3月，在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和推动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建了少年班，其目的是探索中国优秀人才的培养规律，培养在科学技术领域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1985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总结和吸收少年班办学经验的基础上，针对高考成绩优异的学生，又仿照少年班模式开办了“教学改革试点班”（简称试点班，又称零零班）。在2008年少年班创办30周年之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将原系级建制的“少年班管委会”升格为少年班学院。从创办至今，中国科大少年班共培养了4000余名学生，国内也开始用“人才战略”来描述少年班成立的意义。模仿中国科大少年班模式，多所高校都开设了少年班，后来逐渐减少。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些高校启动了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如南京大学在1984年推出了针对本科生的“富有创造能力计划”，该计划不分学科和专业，首期共有88位本科生入选，类似于今天的“拔尖人才计划”。

在部分高校试点的基础上，原国家教委从1991年至1996年，有计划、有步骤地分四批在全国部分高校建立了83个“理科基地”，1994年批准建立了51个“文科基地”，初衷是为了保护基础学科。2009年为回应“钱学森之问”，教育部又启动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旨在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2018年10月，教育部出台《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等文件，拔尖计划2.0正式启动，这是在2009年以来拔尖计划1.0所取得的经验基础上的持续深化推进。2020年，教育部启动“强基计划”，目的是选拔和培养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可以看出，这些人才培养计划无论称谓和培养模式如何，都彰显了国家对人才培养尤其是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一贯重视，从最初的“保护性”计划变成了后来的“推进性”计划，由“单校推进”计划转向“群体发力”计划，其覆盖面越来越大，受益的学生越来越多，国家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影响力日益彰显。

重视拔尖人才培养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从个别高校的“自发行为”到“国家战略”，从“少年班”到“基地班”，从“基础学科”到“卓越工程师”，从“自主招生”到“强基计划”，这些计划的出台与持续推进，既反映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反映了对“拔尖人才”认识的深化，更体现了国家长期发力的国家意志；折射了社会对于高等教育质量的迫切期待，也体现了国家对“快出人才、多出人才”的迫切需求。总之，我国在拔尖人才培养方面越来越强调基础学科的范围和特性，是国家转型和高等教育转型的有益尝试。从学校到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对这些计划都给予了长期关注和较大投入，许多高校把“拔尖人才”培养作为人才战略的“试验田”和“抓手”，部分一流大学还做成了人才培养“品牌”。参与“拔尖计划”的高校普遍实行“一制三化”：即导师制、小班化、个性化、国际化培养。

从早期主要着眼于“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到近年来对基础学科“人才自主培养”的强调，国家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意义阐述与战略规划愈加全面与深刻，特别是对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的目标规划，彰显了当前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核心价值取向。

我国经济经过三十余年的高速发展，高校办学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我们尚没有破解“钱学森之问”，尤其是自主人才培养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出国留学的人数已经突破60万，年增长比例近10%，每年的留学生人数直逼我国授予博士学位的总人数，国外留学成为学生“镀金”的一种手段，持续升温的“留学热”，以及学成归来的学子受到的“青睐”，无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自主人才培养的能力还有待提高。

回顾我国培养“拔尖人才”所走过的路，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拔尖人才的选拔模式，二是拔尖人才培养的组织模式。选拔模式大致分为两种：其一是以中国科大少年班为代表，在高中生中选拔优秀的学生，原则上不经过高考，进入大学后进行单独培养。其二是大学生入校后，在全校范围内选拔成绩优秀的学生，再进行单独培养。组织模式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全校范围内选择最优秀的学生，以单独编班的“集中”方式进行培养，一类是在原来的教学班以“分散”方式进行培养。具体而言，集中方式培养是单独成立学院，单独配备老师，单独配备管理队伍，单独划拨经费，而后集中各种优质资源对这些学生重点培养。分散方式培养则是没有单独的组织机构，更多的是通过增加课程的难度、配备高水平导师等措施培养这部分学生。

高校采取集中培养模式，发端于改革开放后的各种人才实验班。从效率角度而言，在特定历史阶段，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将一批优秀学生集中组织起来，给予特殊的成长空间，提供特殊的条件与环境，无论怎样培养，最后都会产生一定效果。但若从培养效果看，究竟哪种培养方式更有助于拔尖人才成长，却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概括地说，集中模式培养的做法是改变小环境，通过开设质量更高的课程、配备更好的老师、提供更好的条件等，让学生快速成长，所以确实体现了比较明确的“拔尖”目的性和效率；但分散模式培养的做法则是在不快速改变小环境的条件下，尽量为多数学生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让有能力的学生“冒尖”，或者对已经“冒尖”的学生进行培养，似乎更体现了教育公平。

经过四十多年来的持续探索，实施“拔尖学生培养”的基地学校逐步探索出了拔尖人才的成长规律，即提供“厚基础宽口径”的知识体系、课程体系与培养模式，淡化专业强化课程，给学生更厚的基础、更宽的口径，使他们不必过早地进入专业领域，使人才培养少一些规矩，多一些自由空间，多一些选择的机会，让学生“率性而学”“自由生长”，更好地探索知识。

在培养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回答的是拔尖人才的成长规律，以及高校能够基于规律给学生提供什么样的条件和环境，尤其是管理制度和手段的保障。实现这一过程，是人才培养过程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重新选择的过程。要抱着更加开放的姿态，充分考虑我们已有的历史积累，不走老路，也不走偏路，吸收已有的成功经验，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创新精神的拔尖人才培养之路。

培养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战略意义已无需赘言，我国的综合国力提升与人才强国战略紧密相关，尤其在世界竞争加剧的大环境下，对基础学科创新人才提出更高更迫切的期待。凡事预则立，越是在这样环境下，越需要大学静下心来思考大学发展的根本问题和长远问题：我国高等教育的短板到底在哪里？在科技与人才之间，何为因、何为果？我们人才培养的短板到底在哪里？未来的拔尖人才之路如何走？

“拔尖人才”培养核心还是解决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问题，主要涉及三个基本命题。其一，撬动学生追求知识的动力和手段究竟是什么？其二，什么样的知识和课程体系对拔尖人才最有价值？其三，有效保障拔尖人才成长的教育教学管理手段是什么？以上三个命题，第一个是价值塑造的问题，第二个是科学合理的知识体系构建的问题，第三个是组织管理体系建设的问题。就三者关系而言，价值塑造是动力，知识体系是载体，组织管理体系是保障，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或环节之间的断裂，都会影响学生成长。

就价值塑造而言，大学就是发现有志于从事学术的人才，尤其是从事基础学科研究的人才，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正确的价值追求，这属于“立德树人”的范畴。知识体系建构，这是培养拔尖人才最为复杂的话题，当下有太多值得探讨的现象。最近有报道国内某一流大学，多位院士给本科生联合开一门课，还有某高校给一位院士配了九个助教等。无疑，从跟踪学科前沿发展而言，开设大量的讲座无可厚非，但问题的实质是：本科教育要教给学生最基本的知识和课程体系是什么？教给学生最有价值的知识是什么？之所以说本科教育是大学的“基础之基础”，就在于本科教育要教给学生最为基本的知识、能力、思维方法和价值判断，使学生最终形成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只有教给学生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才会使学生对于变化的世界产生敏锐的洞察力，以及以不变应万变的迁移能力。

最后是教育教学管理手段。根据我们最近对157所大学、227份本科毕业成绩单的一个数据分析发现：单就课程类型而言，高校的分类千差万别，最少的分类有两种，最多的分类超过十种。从表面上看，这反映了高校课程的多样性，但是从深层分析，则反映了大学对于要教给学生什么样的知识体系、什么样的课程体系最有价值，尚没有形成清晰的认识和精心的顶层设计。再如，过去十余年，国内研究者开始关注大学生的“学习体验”，但十余年研究下来，学生的“学习体验”并没有渗透到人才培养的过程之中，只是成为了研究者的“研究体验”。所以，从这些方面而言，今天对于拔尖人才的培养，需要我们从人才成长规律的角度进行更深入、更“细节”的分析。

人才培养是一个精细化过程，也是一个管理科学化的过程。这些细节的缺失，反映的是管理队伍跟不上培养拔尖人才的要求，管理能力跟不上拔尖人才的节奏。例如，在我国高校普遍实施的学分制、导师制、书院制等，原本都是培养优秀人才的成功做法，可是目前尚且缺乏实施后的真正效果。从已有的改革做法来看，很多高校都在追求做法上的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但实际上许多做法已走到了尽头，甚至可以说，有些“做法”表面上是在创新，实际上并没有反映教育教学本身的规律与内在要求，甚至加剧了学生的“内卷”。不可否认，过去我们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上，积累了很多很好的经验。例如强调学生厚基础、宽口径，为学生配备高水平教师，给学生提供更多开阔视野的机会等。但是也必须看到，在拔尖人才成长的整体教育环境和氛围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近年来所说的大学生“内卷”、学生片面追求分数、“绩点为王”等现象似乎愈演愈烈。以绩点而论，本来是学生学习量的计算方式，其真正目的是为了起到学业预警和督促作用，但在我国大学里，绩点却变成了各类评奖评优、推免保研的重要依据。无疑，鼓励优秀本身没有错，但学生如果为了追求绩点上的优秀，而不敢探索和尝试，如何才能成为具有创新精神的人？高校应该建立怎样的机制、营造怎样的教育环境，容忍学生失败，允许失败的探索和创新，鼓励学生去挑战、去尝试失败，才是将拔尖计划做实、做深的关键所在。

今天重振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需要在学术生态建设上下功夫。教育是个系统工程，大学是一个生态工程，其体系具有很强的内在关联性，如果不能为学生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如果不能形成良好的教育生态，基础学科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也无法得到根本性突破。

培养高水平人才是世界一流大学共同关注的话题，做好我国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需要从更高的站位思考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规律问题。西方学者提出的“失去灵魂的卓越”和“优秀的绵羊”，我国学者钱颖一在《大学的改革》一书中提出的“清华大学本科生的七个现象”，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清楚：第一，拔尖人才培养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第二，对拔尖人才培养的认识，表面上是对基础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认识，实际上是对整个人才培养规律的认识。第三，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短缺的问题，说到底涉及整体的人才培养模式转型。最后一点，拔尖人才培养计划的目的是要解决我国整体的人才培养问题，不能操之过急，需要“慢”下来，需要以人才培养的规律为本，久久为功。